测试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把极限设置于行为艺术，乃是通过生理与心理的经历，使身体成为媒介，成为异质化的政治话语或文化隐喻。而所谓异质化，则是把个体的、自然的和作为机体的、生物学的身体意识化，成为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言语方式和话语表达。所以行为艺术中经常出现的极限体验，不仅是达到极限，而在于超越极限，在极限的顷刻摧毁惯性意识对精神的麻痹，从而迸发出思想意义。因此，极限的设置是对行为艺术家创造力的考验，也是行为艺术之具有智慧的亮点。

　　在这方面，周斌是一位具有天赋的艺术家。

　　我喜欢他的两类作品。一类是单腿站立、顽强支撑的作品。不论是踩着弹簧鞋参观画展，还是衔看钱币立于桌面；不论是作飞翔状舔尽呛人的“神六”字样，还是让参予者用脚撑住收音机以倾听主流的声音——在这些作品中，周斌所触及到的政治文化问题是广泛的，关键不在于他从观念上对这些问题有怎样的见解，而在于他善于把问题的针对性转换成行为方式，在极限体验（比如重重的跌倒）中把日常生活中对政治文化问题的体验（比如神六上天的爱国主义宣传），变成身体难以忍受又必须忍受的自虐。因为作为行为艺术家你必须把自己设置的规则变成自我的身心经历，于是身体对于观众而言就成为精神体验的政治文化隐喻，从而在深层心理中挑衅那些也许曾经有过但已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精神反应，艺术的力量与深刻性就在这里，就在艺术行为成为日常行为的异在行为之时。

　　周斌另一类行为艺术是一些关涉自我的作品。在当代艺术中，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身份问题，常常出现一种假象，就是以文化差异性去争取艺术表达的权利，在中国则表现为符号化差异以投奔欧美对多元文化的需求，结果是艺术家追求的个人功利代替了对中国人具有解放意义的个体意识，真正的自我问题反而被“前卫”表象所埋葬，这正是当前官方体制接纳前卫艺术的真正原因。在招安就是利益的时候，周斌始终坚持在体制外进行创作。他一系列关于自我的作品，如《沟通》、《救城》、《倾听》、《触冰》、《溺墨者》、《自闭书写》、《语言学习》等等，探讨的正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民族文化基因的个体所面临的自我问题：自我的矛盾与冲突、自我的隔离与交流，自我的固守与重建等等。而这些关涉自我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代文化问题、现实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自我已经不是一个完整、封闭、自以为是的概念，而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存在。直面存在问题的自我就是直面问题本身。直面，即是意味着敢于面对操控人心的权利关系、政治统治、惯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资本，敢于彰显异化，揭露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艺术的自我空间属于争取解放、反抗主流的“第三空间”，而不仅仅是那些个人主义的风格标志、符号特点和形式专利。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周斌成为今日中国艺术家的俊俊者，他的作品成为继朱发冬、何云昌之后中国艺术真正的“自我”呈现，成为世纪之交的历史身影。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行为艺术的“激浪”开始平息，这并非是坏事，中国艺术在功利性地尝试过西方前卫艺术的各种样式之后，应该进入一个各自为政、独立深入的创作时期，其间固然是操作者、经营者等等冒险家的乐园，但也不乏真正艺术家浮现的机会。行为艺术也是如此。在比残斗酷的一阵热闹之后，该发财的发财、该沉默的沉默、该出局的出局，但坚持个体创作而又始终在场的艺术家将会有所作为。

　　我期待周斌成为这样的艺术家，也希望周斌这样的艺术家在中国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