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美的创作群体有自己文化的性格和激情—

　　叶永青：川美确实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有一种大家都很努力的良好风气。川美主打的都是架上的绘画，这主观上会让一些画廊觉得这里面有机会；还有川美许多艺术家画的品相比较正，容易被市场接受，但价格不一定等于真正的创造力。四川人头脑比较活，容易调整，四川人之间互相有一种氛围，我以前一直就想做一个展览叫做“身边的气息”，他们不是靠着对历史的领悟、文化上的判断力，他们甚至很本能地靠闻着身边人的味道就可以生存。大家的竞争是那种短兵相接的、非常较劲的竞争，你卖一张画，我要卖两张画。画廊最早来四川美院是9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们都还很穷，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当时我跟张晓刚还在重庆，何森、陈文波、忻海洲他们都散居在重庆的各个地方。画廊、收藏家、批评家不管是来看我也好，看张晓刚也好，我们都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让他们还能看到其他人的优秀作品。后来何森、赵能智、陈文波等等，大家都自觉地在黄桷坪周围租房，这就形成了现在所谓的“黄漂”的一个雏形。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形成的样板，其实就是每一个艺术家生活、创作的模式，是互相之间的影响造成这样的东西，大家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长本事，学到新的东西。

　　叶永青：困难就是能否找到适合他们干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要靠出卖自己的艺术为生。我没法回答一个人怎么样利用艺术来建立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这是运气或机遇的问题，但每个人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要做艺术，如果真的做这个不开心，那就可以换别的行业。

　　《艺术与投资》：我想提一下“川美”这个创作群体里的另一部分人，就是那些不是市场炒点的做装置和影像等等其他非架上媒介的艺术家。基金会对于他们来说目前显得要更为重要，他们的收入渠道要比做架上的艺术家窄，特别是留守重庆的艺术家。您觉得基金会目前能介入到这个市场中来，给那些身处资源匮乏地区的艺术家提供帮助有哪些可行条件和制约因素？

　　叶永青：每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大多数基金会都是非盈利的，可以帮助艺术家提供一些条件，但不负责把艺术家推到市场，基金会也不操作市场。在西方有一些艺术家是终生都没有进入市场的，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做展览，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的办法就是去基金会申请到创作经费和到世界各地进行创作的条件。这些是西方的机制能提供的。我们中国目前来说从“昆明创库”到现在，北京很多人在做盈利空间和非盈利空间的可能性中不断尝试。从川美本身来说，恰恰就是看起来人才济济，但其实是在价值观上比较单调的一个创作群体。衡量这个创作群体的标准比较原始，就是参照身边的成功范例作为标杆，独立性相对较少。

　　《艺术与投资》：艺术园区是近几年来各地都热衷的话题，川美所在的黄桷坪街也建起了艺术一条街，但仍然无法与自然形成的798、莫干山路相比，总的来说就是生产力不足，关键还是吸引力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川美是原材料基地，加工都在北京、上海，这种过度集中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会拉大四川、重庆和北京、上海艺术资源的贫富差距吗？

　　叶永青：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心城市的兴起必然是以别的城市的衰落为代价的，非洲种出咖啡豆，跟星巴克里卖的咖啡是两回事。四川出来的这批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全球化和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格局里面，这些艺术家以后也不会把自己局限为四川画派的一员。我想没有艺术家会这样去包装自己，但是因为商家或者画廊有这样的诉求去诱导消费者，无非是因为这里面产生了一些名牌和一些经济上的效益。

　　叶永青：世界上所有被强势的文化或强势的城市压抑的地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反弹，这些反弹往往都会发生在经济上、文化上或者在艺术上弱势的城市。全世界最需要双年展的是什么地方，绝对不是纽约，不是东京，也不是巴黎，一定是二级城市或者叫在文化上的二手城市，重庆就是一个二手城市，成都也是，他们永远都在吃别人吃剩下的东西。但不代表这些城市没有创造力，不代表它们没有自己文化的性格和激情，但它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创造属于它们自己能够玩的模式，而不是跟在上海和北京后面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