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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临界点”既是刘骁纯在讨论的,也是郎绍君在讨论的,或者说,所有参与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家首先面临的并要作出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对临界点的讨论也会贯穿在他们对现代书法论述的全过程。这一点刘骁纯与郎绍君都是如此,他们在论述现代书法的时候都顾及了书法的诸种变革,尤其是现代书法之前的书法创作。与栗宪庭一样,刘骁纯也将他推崇的目标锁定在石鲁身上。其实在书法界,从新古典主义书法一直到“流行书风”,石鲁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他。我要说的是,比起“流行书法”的“太监美学”,石鲁的书法可以成为新古典主义书法理论以来的理论所要关注的对象。我们说石鲁的书法是浪漫主义书法或者表现主义书法是不为过的,这种书法确实是用表现而不是用“摆字法”从而体现出书法在碑学以后的美学价值。由于书法界一直在迷恋“太监美学”,而不可能在书法上发出“拉奥孔”的声音,才使得我们的书法也一点都不重视崇高美学的“拉奥孔”。这一点正是由于美术评论家的参与,而使书法评论强有力了起来,回顾一下刘骁纯对石鲁书法的评论,我们就会知道书法界的评论会有多弱: 正传书法和新派书法都离不开“传”与“变”,但分野极大。前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出新。后者在反叛的前提下继承;前者在风格上顺传统而分宗,后者在体制上逆传统而立派;前者万变不离美学规范,后者恰恰在传统美学规范不能容忍的地方暴发革命。惨烈倔强、妄生圭角的石鲁,可以视为新派书法的先驱。 我们无法预测石鲁之后的切入点是什么,但有一点却是可以预测的:新派大家的整体系列必然会构成一种进程,传统书法的解体和书法自身的崩溃,并最终以书法的终结迎来它悲壮的现代革命。反叛传统书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引起对书法赖以生存的基础命脉— “文意”反叛。目前新派书法中章句越来越少,大量出现短语、词组、独字,便已暗示了这一进程。 目前新派书法还很幼稚,缺少与正传书法相抗衡的大气象,尚无与石鲁比肩的大家。【11】 栗宪庭、郎绍君和刘骁纯的现代书法评论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们参照的对象主要是日本现代派书法、“’85现代书法”及邱振中的《最初的四个系列》,他们的这些评论文章也可以看成是对这些“现代书法”的反应,而且又回顾了像石鲁一类的传统书法,从这种反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与传统书法的难分难解,所以栗宪庭质疑了现代书法这个概念,郎绍君提出了“后现代原则”,而刘骁纯将问题演变成了“是书法”与“不是书法”之间的“辩证法”,即刘骁纯对现代书法的论述,越论述就越假设了“书法将否定以往全部以文意为原点的书法自身”还是不是书法这一问题上,刘骁纯说: 从它保留并强化了书法的灵魂(书意)这一点上说它是书法,从它剜去了灵魂赖以依附的躯体(文意)这一点上说它不是书法;从古典书的合理延伸这一点来说它是书法,从它与“书”无关这一点上说它又不是书法;从直观感觉上说它是书法,但从深层本质上说,它根本不是书法而是抽象绘画。既可称为抽象书法,又可称其为书意艺术。【12】 刘骁纯是这样说的,但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思维已经不需要像刘骁纯那样的左右为难模式,说来说去,刘骁纯的思维在这个关节眼上打住了。 当现代书法家要走出本质主义的书法领域,而当代艺术家却在返回书法领域,重建他们认为的现代书法,其实就是现代书法的本质主义。首先那些“中国符号劳动竞赛”中的艺术家,即专门提供给西方以异国情调而不是本土问题情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13】,这些年来都忙着比他们的传统书法底子,虽然与表面谦虚的徐冰不同,张狂的谷文达在谈论现代书法的时候却要比徐冰低调许多,当《东方早报》记者问谷文达他的《碑林—唐诗后著》能不能称为现代书法的时候,谷文达只说,因为与书法有关,所以放在现代书法中去看的时候当然可以称为现代书法,记者是这样记录谷文达的观点的: 正在上海家中的谷文达在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从事与书法相关的创作时一直考虑的是两个角度,“书法历来是学者式的,文人式的,我在考虑怎么让它和当代商业社会和大都会生活有嫁接,变成当代的。另外,是重失推动书和其它文化间的接触,作为长期被完整保留的中国传统艺术,也只是到这些年才得以走出去有和其他文化见面的机会。因而作品中有很多反映的是文化间转换的困难。”谷文达说。 对于现代书法,他认为主要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要求:形成自己的风格,介入现代社会保持和书法本源的关系。满足这些条件,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都可以称为现代书法。“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字是中国的符号,是艺术家利用的各种中国符号之一。在国家的实力未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符号很容易单纯地被当作异国情调。但当经济实力强大时,就会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利用书法这个媒体的时候自然不是讨好其他人。符号也变成主流符号。”谷文达坦言。【14】 谷文达认为自己的书法很好,但他的当代书法就是模仿西安碑林搞了一个《碑林—唐诗后著》和在“头发”作品上写中国古文字。不过,与无汉字的现代书法作品相比,这样做比较容易得到传统书法界的包容,《东方早报》记者紧接着就转达了传统书法界的看法: 对现代书法来自传统书法内部的声音几乎是一致的,不将其接纳到书法领域,但却应该支持。“只要不脱离文字,任何的尝试者应该受到鼓励。”北京书协副主席彭利铭说。 其实,当代艺术家对现代书法的介入就是重新回到了如何写字(从我“中国符号”的角度评论)。而徐冰就在炫耀他的颜体字,他的《新英文书法》就是用颜体字的楷法写的。邱志杰跟着说,自己从小就练书法,这位以中国美术学院“全优生”为荣的艺术家在书法领域也丝毫不示弱【15】,还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一次2005年国际现代书法学术讨论会上倡导,凡是考中国美术学院的考生都要考书法。书法界,应该说是现代书法界,这些年来挤进了这么些当代艺术家,而且都自以为是地以为只有他们的作品才叫或者是成功的现代书法或者当代书法。 徐冰首先以他的《新英文书法》为例来说明什么叫真正的现代书法。在兀鹏辉对徐冰的访谈中,向来打造自己谦虚形象的徐冰说得一点都不谦虚,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兀鹏辉:新英文书法是不是也影响了中国书法界。 徐冰就是这样认为他的《新英文书法》是“写字革命”,是有“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所以他一直在以“写字革命”的名义推广他的这套《新英文书法》,然后徐冰沿着书法要写字这一说法继续排斥不写字的现代书法,在《超越“艺术”藩篱—徐冰谈朱永灵的书法》中,徐冰又在对话中议论了这个话题: 徐冰:我和书法界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书法界有很多人在讨论我的作品。书法界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书法带到当代艺术的范畴里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其实书法本身很难完成这样一个转换。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当代书法的实验,写得粗一点、细一点,写得随意一点、工整一点,但无非是视觉的量的不同,本质上没有一种革命性的东西。所谓当代书法的探讨,其实都没有抓住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有人说真正具有当代书法意义上的书法是徐冰的书法,是这种不从书法里面出来的书法。我觉得书法本质上是写字,不是“画”,很多人搞当代书法的人其实都是在“画”字。 除了徐冰对现代书法的论述,邱志杰也在不停地做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和说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在当代艺术家中,唯有邱志杰最能写文章,所以我们不断地能看到邱志杰的文章。这次邱志杰关于现代书法问题,也是针对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书非书—国际书法展”后写了一篇长文章,标题叫《书法的问题:困兽之斗还是凤凰涅磐》,他将现代书法回顾了一下并予以分类后,得出的结论还是书法不能放弃写字,不能向抽象绘画靠拢。邱志杰说: 必须要依托于文字。这是书法从绘画中独立出来的伟大依据。放弃文字做书法,必遭报应,那就是,被绘画俘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日本人写假名书法也没有问题,依然是我们系统之内的东西。可以换一种笔,可以换一种墨,可以换一种文字,必须是文字,才能挺住抽象绘画的文字侵略。【18】 我已经有文章专门批评过邱志杰,邱志杰虽然是一个以当代艺术家身份走动于国际艺术舞台的那个人,但他所有的论述都像是在说明自己并不懂当代艺术【19】,在书法问题上也是一样,好像他很懂书法,但从他的论述中又可以知道他同样不懂书法,而且像是一个抱着国粹主义大腿而不懂书法的人,他所有认为的书法要写字的重要性只是关于如何用手迹写文章和出版,像毛泽东手迹、鲁讯手迹那样,这就是邱志杰呼吁的“恢复书写的日常性”: 向抽象绘画靠拢的现代书法的魔道,会随着汉字复兴而消退的。书法如何作为日常的艺术形态存在才是严重的问题。 既要坚持软笔,又要坚持书写文字,而在键盘时代,人人都不用软笔,人人都不写手迹。却待何如?大家都看惯了印刷字,很差的手迹也能制造运动美—再差的手迹也会有几分动感。而完全重复过去大师的经典写法的写法,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毫无创新,比起打印的字体,手迹带来的是什么快感?一封手写的信,对我来说比印刷体的电子邮件更值得珍重?别人写给我的每一张手写的便条我都会用心收藏,为什么?当然是敬惜字纸的习惯在起作用。为什么我们要敬惜字纸?因为上面有人气,有生命的气息,它更值得我们记忆。书写她的人付出了更多? 上个世纪初普及开来的钢笔还不是致命伤,电脑键盘有可能正在结束手迹的时代。就连我这段怀念手迹的文字,其实也是在键盘上用微软拼音输入法打出来的。今天,掏出笔来是一根软笔,我所见的人中间只有张颂仁先生是这样坚持的。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遗老,或者精神贵族。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要想让书法再回到和日常生活完全水乳交融的时代是绝无可能了的。 今天书法被要求,或者自我设计为一种“纯艺术”,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可能没有能力阻挡书法日常性的丧失,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书法作为纯艺术,作为“民族艺术”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在这种“纯艺术”化过程中病急乱投医、犯贱,去误用别的艺术品种的策略,那只能引狼入室。【20】 邱志杰在这篇《书法问题:困兽之斗还是凤凰涅磐》中将现代书法分为12类,并用那种“一分为二”的教条思维方法一一予以评述,评述以后将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归于“字体”上的写字,与邱志杰的其他“恋物癖”艺术论述一样,现代书法到了邱志杰那里也成为了文字恋物癖,也由于这种文字恋物癖情绪的无法控制,邱志杰一下子做了不少的文字恋物癖作品,从他《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将《兰亭序》重复书写到最后变成一张墨纸,而套用了美学上的“陌生化”,到用各种花招的抄写文字而被美化为“文字的力量”,这种书法在专业领域看来,作为业余爱好或者学生的作业是可以的,但不能称为在写书法。用一段文字再用一个实物来对应起来,也是邱志杰做作品的方式,这种图解物与文字的做法一如他的《心经》作品,邱志杰将墙上的《心经》文字和一个人的心脏交替呈现给观众,展览过程中还加了花哨的布置,一种特殊的紫光灯下显现的隐形颜料和一个自动灯光切换设备,而心脏展厅中间,在瓶中的福尔马林溶液中。不但如此,邱志杰,还要用杂耍来做作品,抄写唐诗抄到后来想出来要从底下开始倒着秩序往上抄【21】,并在“书非书—国际书法展”论坛上自我介绍说现在用这种方法是越写越熟练了,用这种方法做作品的好处是:在当代艺术界说这是书法,在书法界说这是当代艺术,尤其适合向西方介绍说,这是中国的当代艺术。 其实,“日常书写性”只是一个传统书法问题而不是现代书法问题,在《书法的问题:困兽之斗还是凤凰涅磐》一文中说了不少的他对书法的认识,比如认读的时间性与书法的章法,邱志杰对书写的日常性及对现代艺术的发问就是从这个立论中来的,但如果要回到书法理论领域,仅以此来为书法立论也是不完整的,或者说还没有达到古典书法理论和新古典主义书法理论阶段,更不要说与现代书法理论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古典书法理论或者说新古典主义书法理论的超越,就是对“字体”与“书体”予以了区分,当然在古典书法理论中,“书体”离不开“字体”,但是书法理论越往后就越强调“字体”与“书体”的彼此分化,让“书体”进入书法的本体研究,即字体是一种文字的演变,那是语言文字学的领域,而书体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演变,“现代书法”所以能成为一个概念,或者说“现代书法不是书法”所以能成为一个命题,就是因为“书体”的开放性及其与“字体”的进一步分离而导致的结果,这就是现代性在书法领域的起点,也是书法转型为现代艺术的理由,所以徐冰说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就如“一画室”和“四画室”,那也说明了现代书法的重要性就如“四画室”的重要性一样,而如果书法一定要写字,那就等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画室”从事古典油画教学那样从事传统书法教学。从这个角度来说,徐冰排斥现代书法的理由不能成立。而邱志杰担忧书法进入“四画室”也是不顾“书体”本身的形式自主。 在至今还是没有搞明白基本概念的“现代书法”领域,或者说还没有认识到现代书法的两种转型:现代的和前卫的及其可能性的要求的时候,当代艺术家还在用“字体”的概念来取代“书体”的概念,而让“书体”及与“书体”有关的前卫艺术不自主化,好像当代艺术家要比传统书法家更计较书法的固定特征,即一定要写字,像徐冰那样,连书法的变形风格也要被否定。但是徐冰恰恰没有明白,用毛笔写字不等于书法,书法(书体)与写字(字体)的区别在于书法自从它被认为是一种审美对象以后,它就有了一套概念和范畴作为标准专门用于判断是不是好的书法,字体书写只有进入了书体的判断系统后,理论上才能认为这是书法。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徐冰《新英文书法》用书法的展示方式将它展示出来,但却是写得很差的颜体字。比起徐冰,谷文达是学中国画出身的,多少涉及到一点书法,但仅这点书法基础就认为书法很好那也是不客观的,《碑林—唐诗后著》中谷文达自己编的异体字,只增加了阅读的困难外,并没有书法上的魅力,甚至于将它放到书法审美中去,那比“馆阁体”都不如。不过好在徐冰、谷文达和邱志杰等艺术家的这些作品都是做给西方人看的,而不是做给中国的书法家看的,反正西方人本来就不懂书法,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书法审美,所以他们就没有书法本体的要求,还以为这些艺术家都展示了传统中国书法的底蕴。徐冰、谷文达和邱志杰都是打着当代艺术的招牌加上传统书法的表面形式来唐书法的浑水。而且还带着后殖民荣誉来书法的浑水。 如果传统书法符号用于体现艺术家的观念,那它就进入了当代艺术领域,我在《理解现代书法》一书中所论述的两种书法转型,一种是向现代的转型,借用徐冰的比喻就是书法从“一画室”到“四画室”的转型,还有一种是书法向前卫的转型,这种转型即让艺术什么都可以。书法只是艺术所要讨论的问题情境而不是目的,以此来论,徐冰、谷文达和邱志杰的作品本来就不应该将书法(而且是差的书法)作为他们的目的,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只是关于文字改革的方式或者设想,这种文字改革有没有意义要放到语言文字学科中去讨论,而不是徐冰说有意义就有意义了。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是关于一个中西方交流中的文化“误读”现象,这就取决于谷文达在表达对“误读”的态度上是否可取,不过我同样有文章批评了这种误读【22】,当然如果谷文达、徐冰一定要强调这是用书法方式做的作品,那么我们就要附加书法的判断系统去衡量这个作品的质量。徐冰、谷文达和邱志杰首先不能用“字体”来证明这才是真正的当代书法,而应该是用这种“字体”来说“字体”背后的意义,而且这种“字体”背后的意义也不是非要用“字体”才能去说的。如果规定只能用“字体”去说“字体”或者“书体”,那么就容易让当代书法变成恋物癖书法。 “字体”与“书体”之间的区分的方法论将有助于对徐冰、谷文达、邱志杰作品的分析,现在徐冰与谷文达都在将他们的作品归于书法,即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和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等都在用书法的形式予以展示,其实都是在作品中加入“字体”,然后将“字体”当“书体”来用,或者说徐冰与谷文达这两件作品如果是当代艺术的话,并不一定要用传统书法加以展现的,因为不用书法,不用碑刻其作品的意图也能实现,用了书法无非是在作品中说这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一直在批判中国的后殖民主义当代艺术,在后殖民秩序中,徐冰、谷文达的书法作品只是一种中国艺术家的策略,即中国的书法身份,而这种作品的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唐人街文化”特征,就像他们写的书法那样,真正的传统血脉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死掉的地摊旅游文化和风情性的群众娱乐活动,只是徐冰、谷文达的作品还做成了个人符号,而邱志杰完全是做了一堆烂货。 注释 |
| 言论录入:林昕 责任编辑:林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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