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丹青再次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理由是“无法忍受用外语和政治等科目构建起来的艺术教育考评体制”。据说，这样的辞职报告三年前他就已经开始打了，可一直未能获得批准。不过，合约中的规定是明年才到期。看来，要从艺术家蜕变到艺术教育家，并非易事。这两者不仅存在“艺术”与“教育”的差异，更是艺术家的教育理想和现实艺术教育制度之间的差异。而对于在纽约住了十八年才回国的陈丹青，或许还有西方思维与中国特色上的差异。

　　对于艺术家，可能要回归到艺术家身份本身才是他们精神的归宿。陈丹青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创作的《西藏组画》和四川油画家罗中立的《父亲》被称为新时期中国油画的“巅峰之作”。《西藏组画》是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作品。

　　有人认为，“《西藏组画》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油画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油画神话的终结。”陈丹青是八十年代中国油画界的主角。在此前的特殊时期里，油画始终是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主要手段。特殊的政治使命让油画成就了印刷品“伟大 ”的神话。携《西藏组画》，陈丹青正好搭上了这趟神话的末班车。

　　可以说，八十年代初，陈丹青便被视为是具有“公共符号”意义的艺术家。人们不仅欣赏他那双“天才之手”和由超凡敏感的艺术直觉成就的油画作品，还有他犀利深刻的艺术思想和极具摧毁性的文化言论。

　　性格中的“公共意识”

　　陈丹青说话很直接也很幽默，学生都爱听他授课或讲座。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学生问到；“自从你的七张画以后，你就销声匿迹了。你现在还在画画吗？”他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先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县官把全城的男人都叫拢，说谁怕老婆便站开去，于是大家哗哗地都站开了去，只剩一个人还在原地。县官儿说这人有意思，不怕老婆，没想到那家伙却说：老婆叫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哄笑)。随后他又说，“(我也是)人多的地方不去。”又有学生让他就“结合欧美油画艺术，谈谈中国油画的发展和困惑”，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问话的学生紧追不舍，让他“只谈自己的看法”。他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看法，不知道。你要问我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进行下去，我哪里知道。”台下又是一阵哄笑。有学生好奇地问他在纽约画画，是不是要考虑到经济问题？他说：“必须考虑，我每个月都得交房租啊！”

　　“他给人总的印象是一个咬肌发达的男人，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说话，满足于自己偷换概念玩弄词藻的过人本领。他的辩手站在他对面，基本上都是一副辞不达意的可怜相，反衬着他的聪明伶俐。”毕业于中央美院，现在温州师范学院任教的丁海涵这么评论陈丹青。他认为，“陈丹青思维里的弹性让人吃惊，而思想的底子却显得坦诚真实，评议事物语调冷峻如刀锋，透着那么一种‘酷’味。”的确，率直的个性、出色的演讲才华，让陈丹青颇受媒体青睐，在公共领域里如鱼得水。当然，也让很多人着实不爽，尤其是遭到他“炮轰”的，甚至恨不得用一张胶布粘住他的嘴。

　　其实，陈丹青“炮轰”的主要还是艺术教育领域。2002年，他在《艺术世界》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

　　对于陈丹青，不同的人谈论他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惋惜、困惑、挑剔、暧昧以至于愤怒，他的背后总有那么一群人在指指点点。或许，他太引人注目了，或者说太“张扬”了。陈丹青却说，“如果中国还有真正意义之公众的话，那么，公众所看到我的‘张扬’都是因为媒体的作用，是它们替我张扬的。”有人评论说，“对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陈丹青像一名孤独的‘角斗士’，声嘶力竭地与那些知识教育界愚蠢、有害的现象叫板。”

　　“丹青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画家，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学生翁云朋说。

　　学艺之路

　　1953年8月，陈丹青出生于上海，学生时代曾跟随陈逸飞学习绘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时中国正好处于特殊的社会时期，许多人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时代的祭品”。对于还处于青春期、满脑子胡思乱想的陈丹青来说，他能做的只是用一支普通画笔，最大限度地配合和抒发整个国家的追求和想象力。“(当时)若要表现一个非常大的场景，还得需要油画家。”

　　陈丹青说：“人有人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与所有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一样，陈丹青到了江西赣南宁都县插队落户。“从16岁到21岁，将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交给江西了。”

　　1974年，他的《边防线上》和《飞雪迎春》两部连环画作品出版。这两部同属革命题材的作品均获得了成功，由于他熟练的绘画技巧，不少人开始关注和留意他，时任江西书协常务副主席的王兆荣便是其中之一。他将陈丹青从县里借调到了《江西文艺》编辑部，这让陈丹青大大开拓眼界，结识了一批名家。1978年，陈丹青高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研究生作品《西藏组画》问世。随后他留学定居美国，在美国各大美术馆临摹了十几年的世界名画。1999年回国，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

　　孤独的抗议

　　1982年，陈丹青漂洋过海、移居美国，将自己容身于纽约这座城市里，成为一名诚恳的纳税人。对于纽约，他的情绪似乎很复杂。他在《纽约琐记》里写过这么一段话：“纽约，我长居此地十八年，从未画过她。”在纽约，他是一个拥有了自己画廊的“个体艺术家”，他甚至能看到自己在美国未来的生活。

　　“他为什么回国？其实就是想做一名好老师，将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学生。要不，他怎么在美国临画就临摹了十几年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美术设计系教师翁云朋说。他是陈丹青在清华美院的第一批学生，陈丹青也认为他是“最了解我的人”。2000年，陈丹青招收了第一批共五人的博士生弟子，但这些通过他亲自挑选的得意门生却均因外语考试不过关而未能毕业。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陈丹青不得不学会去理解和思考艺术教育体制的严酷。

　　他奋笔疾书，试图改变一些现状。后来他发现，在庞大的体制和社会面前，自己的力量的确是太薄弱了。于是，他选择了辞职的方式。这可能就是陈丹青的个性，他只想通过“辞职”这样“微不足道”的行为，表达自己对这个已“积劳成疾” 的艺术教育体制的某种抗议。或者，他已深知凭借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中国长期形成的教育现实进行对等的抗衡。他只能选择“不跟你们玩了”的姿态，捍卫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翁云朋说，根据他对陈丹青性格的判断，“如果他真的辞职成功了，那么他一定会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自己的艺术教育理想，默默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会消极下去。”

　　不过，一些业界人士表示，以“考试制度”为理由，似乎不足以构成辞职的关键。还有人觉得他这样做有些“过于敏感”和“没有意义”。

　　“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

　　传媒时代的复制和过滤，让我们很难再赋予如今的陈丹青一个准确的身份和定位。他是谁：个体艺术家，还是美术学院教授，抑或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说他是一名艺术家，那么他对其他领域的涉足完全可以让我们对“艺术家”重新进行定义。他撰写的《纽约琐记》、《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等文字，几乎都成为了市面上的紧俏货。书店老板对陈丹青的作品了如指掌，说《纽约琐记》比房龙的常年畅销书《艺术的故事》还好卖，文字似乎超越了他油画艺术的老本行。细心的人还能搜罗到他一贯“愤青式 ”的言论，一会儿痛陈艺术教育体制，一会儿又狠批长官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建筑景观。尤其是从美国回来，频频转悠于公共言论领域的身影不得不让人将他与时髦的“公共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但对于这一称号，他倒似乎有些难为情。“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知识，还算什么知识分子？”

　　《时代人物周报》：听说自从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以后，你一直极力倡导艺术教育不要有英语、政治、计算机等考试？为什么这么主张？

　　陈丹青：对，但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不合理，而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教育制度不合理。

　　《时代人物周报》：很多人认为你是在极力反对外语教育，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陈丹青：那是他们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人在有意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外语教育本身，而是我认为不应该将外语教育作为录取和毕业的硬性标准，或者说是惟一的标准。

　　《时代人物周报》：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不是很好吗？

　　陈丹青：我并不是反对不向其他国家学习，要不然，我也不会跑到美国十几年不回来。我反对的我们学习西方国家时持有的一种心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当时的中国人自强心切，导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大力推行外语教育，留洋之风盛行。这些都没错，因为所有的后进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但问题是建国后，中国一度闭关锁国，一边学苏联，文革中外语教育停滞。改革开放以后，又疯狂推行外语教育，尤其是制定外语考试这样一个制度。这一百年折腾下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背后隐藏的一种心态，要么过分拒斥，要么过分推崇。暴露出我们这个民族在一个大的文化上，缺乏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时代人物周报》：有人将你纳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里，你怎么看？

　　陈丹青：如果比较无耻的话，我会说自己是一名艺术家，其他什么都不是。“知识分子”的前提是他必须要有知识，我对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定义就是没有知识。尤其是我们这一届连初中都没有上过，教育水准充其量是高小程度。我想，高小程度不应算是知识分子。

　　虽然，我最后到过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但那时连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声称文革时间太长，荒废了他们的业务，希望我们这些社会进去的学生带动一下课堂的气氛。因为，我们考进去的人都是文革当中的艺术家，都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可以说都是相当成功的艺术家。当时所谓的教育就是将大家集中在一起画画。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当然也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其实，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可以塑造另外的你。有一天，你突然发觉自己被戴上了帽子，但你却没有力量去拨开他，因为他们说的并不能算是完全虚假的，也不能算是完全真实的。就好像照片一样，你不能说照片里的你不是你，也不能说是你，因为它就是一张照片。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眼里，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陈丹青：中国的国情越来越暧昧。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讲？

　　陈丹青：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它会朝一个什么方向改变，反正，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美国对于我来说一切倒是非常确定的环境，总统大选、圣诞节、每年都要缴税，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都能看到。在中国，它总体给人一种很亮的感觉，在往前走，总体上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看待今天油画艺术家的命运？

　　陈丹青：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上的诸多变革，我都未能亲历。在这期间，毫无根基的中国油画艺术面临着不同现代艺术的冲击，图像文本和影像已成为艺术消费的主流。以GDP为标准的经济生活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治。

　　原有的艺术体制也发生改变，艺术家多少脱离了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不再是“人民艺术家”，变成为自己服务的“个体艺术家”。同时，一批胡子还未长硬的年轻人开始敲锣打鼓搞起了前卫艺术，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地盘迅猛扩张，更有着广阔的国外市场。那批五六十岁的老油画家的市场却在逐日萎缩。摆在他们面前的，要么对油画艺术进行更为超前的创新，要么转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