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仍然是今天中国水墨的状况。这是一种“没办法”的状况。我们会很容易倡导一种题材或形式,比如都市题材或抽象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方法论的支持,它们只能流于表面的表现,不能形成可以为人们共享的方法。但这方法或语言绝不是简单的技巧问题,也不是指那种肤浅地运用“中国符号”的把戏。再举个例子说明我所说的方法论。在库尔贝的时代,与库尔贝有同样的“阶级思想”的革命者不少。他们都对下层人的题材很关注。但是,库尔贝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和文化问题的层次上去思考,而是找到一种语言方法去表现。那方法就是类似后来的相机镜头的近距离取景效果,不加修饰地、不用主观构图去描绘下层那些并不美的人,比如石工。这手段和他的革命意识是统一的,从而构成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绘画哲学,或者方法论。所以方法不等于题材,不等于你找到了题材,就解决了与题材相关的文化问题。同时,方法也不等同于形式技巧,因为后者只是无灵魂的物质把戏。艺术方法论是:某一种艺术哲学(或文化关注)的最有效的视觉化方式。
鉴于目前当代水墨的整体“没办法”的困惑状况,我为2004届深圳水墨双年展的“水墨空间”部分选择了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的角度。我不打算展示某一“成熟”了的水墨流派或者风格,也不想将它作为一种对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水墨成果的检验。相反,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开放空间,让关于水墨观念的不同声音聚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大杂烩”。这些声音不是关于怎样寻找一种水墨画风格或“绘画性”本身的问题。而是把水墨看作一种可以承载观念和意义的中性媒介--- 一种特定的“痕迹”。有些参展者可能从来就没有将自己看成水墨画家。在形式上,“水墨空间”的参展作品平面、装置、录像、什么都有。让艺术家自由地去探讨某种“方法论” 的可能性,或者提供一种启发性。 但是不论用何种形式,必须落实到水墨“痕迹”。它是我们所说的“水墨”的界限。没有这个界限,水墨的方法论也就无从建立。“痕迹”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如果将“痕迹”放在一定的语境,或者上下文情境中,他就会发生意义,成为有所指的“痕迹”。但是,“水墨空间”不旨在宣称,也不想指定某种成功的范例。而是意在提供一些寻找这一成功的开放角度和空间,为创造水墨的方法论打开尽可能多的思考空间和可能性。而这里的参展艺术家均在这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启示性和证伪价值。
参展的艺术家的作品特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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