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艺术朝向西方的时期，“85新潮”之所谓“新”，不过是现代主义艺术西方已有而中国尚无。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乃是以个体创作冲击集体主义乃至集权主义文艺思想，至其极即是文化大革命。但千万不要忘记，文革艺术是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艺术大众化的名义进行的，用今天的话说，它并不拒绝公共性。

　　80年代中国雕塑家都在向钱看，在美术界他们和搞装修的人一样，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名义上讲，他们做的全是公共艺术。官方意志加上致富要求，再加上一点先是来自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前东欧然后是来自西方的形式构成，便造就了80年代中国城市的雕塑景观。客观地讲，雕塑家把国家的钱赚在个人口袋里，也并非不是好事，因为雕塑创作所需的花费远远大于绘画，有了钱个人创作才可能起步。80年代的视觉革命是经济成本低廉的运动，绘画界风起云涌而雕塑界晨星寂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为数不多的前驱者，如王克平、吴少湘、朱祖德、张永健、付中望、宋海冬、隋建国等人都是在极其艰难、极其窘迫的状况下进行个人创作的。还有些木雕、陶艺的探索，也是因投入小而易于出彩的缘故。据我所了解，朱祖德的所有几十件镀铜雕塑都是在他家住房阳台上的洗衣槽内完成的，后来他不幸遇难，也是为了找点钱而去考察一个城雕业务。最近美术界大炒85，给人的感觉是国际还乡团在争夺第一把交椅，农民造反有了山头便火併王伦，这不足为怪。我一点不反对花大力气去整理历史，但历史阐释一是要钩沉，二是揭示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象朱祖德这样代表了80年代形式探索成就的雕塑家为人所忽略，是极不公平的。我想雕塑界应做的事情是梳理80年代以来中国雕塑的个体创作，给予中国现代雕塑的探索者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正是8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位现代雕塑家引发了90年代一大批人从城雕转入个人创作或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也正是这些个人创作影响了艺术院校的雕塑学子，以至世纪之交雕塑界呈现出个人创作活跃、雕塑批评兴起的大好形势。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雕塑家、如展望、刘建华、向京、李占洋等等，他们的个人创作非常值得关注。但关于他们的作品评论往往局限于个人语言风格的讨论，很少从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角度，去言说个人创作对公共性的介入。相反，雕塑界关于公共性问题的研讨仍然集中在城市雕塑，公共性问题几乎全等于公共艺术问题。然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别。公共艺术是指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场合中的艺术(博物馆陈列不在其中)，而公共性则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分享的权利以及实现这种权利的可能性，责任和义务。对雕塑创作而言，公共性含有雕塑家个人创作与公共空间、公共权利的关系。请注意，这里所谓公共空间，不光是指公共环境，场地、场所和放置雕塑的所有地理条件，而且包括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也就是说包括雕塑家个体意识对社会文化和精神意识的介入。但在中国雕塑批评中，这种介入被关于集体主义的公共权利所遮蔽，于是公共性问题变成公共艺术即城市雕塑如何得到订单、如何通过方案、如何完成工程、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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