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所强调的民主运作机制，不过是一种基本的设想而已。因此，它又是可以被批判与讨论的。作为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这样的理想，即在理性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一个能为各方面人士接受的民主方案最终会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到那时，非公众性的艺术品就难以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了。而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艺术机制中，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在与我讨论本文的观点时，就不无担忧地问我：难道艺术家在做公共艺术时仅仅是做“命题作文”吗?我的回答则是：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艺术家做公共艺术就如同做“命题作文”一样，但这一过程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主动的。从我对国内外公共艺术产生过程的浮浅了解中，我感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总是天然合理的。至少，也含有合理的成分。如果艺术家能够从公众的合理想法中获取灵感，并加以巧妙地转换，就极有可能创造别具新意的公共艺术，甚至形成对以往优秀作品的超越。这比闭门造车、胡思乱想要强得多。不过，公众的平均趣味总是相当难以确证的，有时还会相互矛盾。怎么办呢?

 

　　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的特殊作用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他必须以历史与当下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方案与必要的宣传工作去积极地影响公众。

 

　　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明白：做公共艺术与在室内做所谓纯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纯艺术强调的就是自律性，也就是说，在追求与生活实践脱钩的同时，它的重心转向了纯形式本身或艺术家的私密性经验。公共艺术却不同，它在追求政治的有效性时，强调的恰恰是与现实生活的联姻，这也使公共性经验处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由于公共艺术是与公众发生联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方式，所以，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倾向明确的自我表现与无限制的个人扩张，从而将公共性真正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核心与标准。

 

　　其实，所谓公共性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指标，应该说，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它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应该努力体现公众的生存经验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具有可交流性与开放性，在更为成功的作品中，作品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还会有机地纳入特定社区的公共性话语中；第二，应该恰当使用公众性的话语方式或努力表达公众的视觉经验，进而体现出平等交流与公共关怀的价值观，这样还可为不同层面的解读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拉近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公共艺术决不是单一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人或数人与大众合作交流、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必须努力在个人的创意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进而创造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公共性的艺术作品。当然，创作公共艺术，还会涉及如何融入特定环境、历史与习俗等问题，由于这些都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畴，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批评家殷双喜曾经在一篇名为《自由与交流》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内涵是艺术的社会性和艺术的民主性，它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众人格的应有尊重，它应该具有对那些无名的广大观众的一片爱心，真实地表现人，深刻地触及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公众所忽略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现代人的误区，但这应是自然而然地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尼采式的居高临下的宣谕以及粗暴的视觉挑衅。”⑺我感到他的话虽然针对的是当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艺术，这也正是我以它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原因。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作者曾与孙振华先生进行过数次讨论，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1]二七纪念塔坐落在郑州市中心，它是为纪念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英雄们而建造的，塔建成于1971年9月29日。纪念塔高63米，共14层。塔身为并联的两个五角形，故称双塔。塔内有梯可盘旋而上，12层设有平座，登塔眺望，市区面貌，一览无余。据郑州学者婴父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原址有三角形木质塔一座，而到了70年代，经郑州革委会主任提议，始建成钢筋混凝土塔。

 

　　[2]关于公共性的理论是由德国文化学者尤根·哈贝马斯提出来的，其在西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前些年已传至中国。但由于哈氏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公众空间理论的阐释，而且他所说的公共空间其实是由18世纪的公民社会引伸而来，这样就把许多社会性群体如劳工、妇女等排斥在外，所以，已经不太适应当今的公众化社会。针对运一缺陷，阿列克赛.克鲁格从文化批判理论出发，认为应该促成一个新的公众空间，以取代那个缺乏价值凝聚力与社会影响力的旧公众空间。他的这一观点把更多的人包容在内，也更具民主的含义，深为广大学者所认可。

 

　　[3]公共艺术与20世纪60年代晚期一些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关，如“百分比艺术计划” (the percent—for-art)以及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的“公共场所艺术计划”(Art in Public Places)。“百分比艺术计划”目前已在美国全国一半左右的州，以及许多城市和乡镇实施着，它规定公共建设经费预算的一定比例(通常是百分之一),必须运用在艺术上。“公共场所艺术计划”则协助社区取得资金与专业人才，为公共地点购得与委托制作艺术品。

 

　　[4]群雕《深圳人的一天》以1999年11月29日为创作背景，安放了18个代表各社会阶层人民的全身像。在创作前，主持人孙振华强调了“让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与“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的主导思想。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他领导的工作组向园岭社区居民发了调查表，然后在统计归纳的基础上产生了作品的方案。

 

　　[5]英国在这方面就做了成功的尝试。例如在1952年，英国当代艺术学院发布了“无名政治受难者纪念碑”的征稿通知，组委会由著名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文化官员、出版商和赞助人组成， 评委会则由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组成。有15个国家的艺术家提交了3500小方案，征稿和评审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年，英国雕塑家布特勒最终中标。

 

　　[6]转引自季卫东的文章《再论宪政复辟》，《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7月7日。

 

　　[7]殷双喜，《自由与交流)，《当代艺术》，2002年第3期。

 

　　（鲁虹：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湖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艺术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