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使为时已久的批评失语突然变成批评浮躁了呢？答案很简单：火暴艺术市场的重新洗牌。其实，市场的洗牌是无间歇的，因为市场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胜出和淘汰，胜出和淘汰就是洗牌，只要市场无间歇，洗牌也就无间歇。因此这里说的洗牌是指带有整体变更意义的大洗牌。任何事情的整体变更，都是舆论先行，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整体变更如此，政治的、军事的整体变更亦然。批评是艺术的舆论，艺术市场的洗牌当然以批评为前风。既然批评就是市场的洗牌，市场的洗牌又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占有批评话语也就加入了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不论是准备好了的，还是没有准备好的，都来通过批评来占有话语权。所谓浮躁，就是没有准备好的也来通过批评来占领话语权。“机会是给准备好了的人”之所以在今天成为经典话语，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使大量没有准备好也不想下工夫去准备的人躁动不已，不断地用“急起直追”的方式与准备好了的人共同瓜分机会带来的利益。

 

　　那么，凭什么说以往的洗牌是小洗牌，现在的是大洗牌呢？因为现在洗牌的前提是批评在市场条件下的整体失语，或变成市场的奴婢，然后是失去批评支持的艺术变成市场的奴婢。具体的操作程序是，市场经营者用钱指挥艺术家“推磨”，艺术家把钱的一部分拿出来指挥批评家“推磨”，另一部分则成为艺术媒体的经济来源，即所谓“版面费”。这种局面最终使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连坐台都没资格，文章不要稿费都没地方发，使艺术家要么跟风，要么出局。因为一旦市场经营者摸透了市场的“脾气”，就用不着在意批评家的“脾气”和艺术家的“脾气”了。我并不想把批评的失语归结为市场经营者、批评家和艺术家的良知，因为降低甚至取消批评成本，为优化成本效益用招标的方式选择批评文章，只收购符合市场需要的艺术品，只与符合市场需要的艺术家签约，这都是再正当不过的商业行为，但要加上一句，这只是一般的商业规律，更确切地说，只是寻求最快最高商业利益的短期商业行为的规律。而不是艺术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规律，也不是艺术收藏这种长线投入的市场规律，更不是区域视觉文化建设的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当说有过两次批评失语，第一次失语是成为意识形态的奴婢，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另一次是成为市场的奴婢，这是从90年代末开始。也有两次导致重新洗牌的抗争，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后，批评对意识形态奴役的抗争，另一次就是现在对市场奴役的抗争。两次重新洗牌都为准备好了的人提供了入场的机会，同时也使没有准备好的人浮躁不安，没有入场的急于入场，已经入场的想占据更好的位置或巩固已有的位置。前一次大洗牌的浮躁高峰是89现代艺术大展，不但出现了打枪、扔避孕套、洗脚、卖虾、给领袖像打格等前所未有的极端作品，还有对总策划大打出手的展外活动。这次大洗牌虽然还没出现动手事件，但话已经狠到了这样的程度：“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由此，骂派批评从“打倒走吹捧主义道路当权派”跃升为“横扫一些牛鬼蛇神”，如果即将在宋庄召开的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采取和89大展一样包容路线，给这位新骂派人物发言的机会，很难说不再次上演武打片。

 

　　89大展之前的几年也是艺术批评与艺术刊物极为活跃的几年，不但产生了一大批批评家，而且产生了《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画家》等艺术刊物，所谓“批评家时代”主要就是指这几年。89大展之后的策展人时代，实际上是批评家时代的转型，而89大展本身就是这个转型的标志，从此，展览由展览机构组织便逐渐让位于由批评家组织，批评家则从为艺术说话变为为艺术做事，也就是当策展人。所以，90年代的著名策展人基本上都是80年代末的著名批评家，他们推出的艺术家基本上都是89大展的参展者，今天艺术市场最火的作品，也是这批艺术家的作品。而当批评家转变为策展人的时候，批评的失语便开始了，其内在逻辑是：既然说的目的是做，就不如直接去做。但批评家们忘了，一旦做不需要说了，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就都能去做了，这无异于发了全民入场卷，必然导致连策展人也会被省略的市场格局。这种大芬村化的艺术格局又必然导致拍卖价格决定论取代批评策划决定论，而拍卖价格的偶然性、投机性又增加作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收藏风险，使艺术品交易充满了炒家布下的陷阱，同时也使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彻底被市场价格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