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上，与美协配套的另一个机构是“画院”。画院是由国家设置的从事美术创作、研究和培养后一代的学术机构。它的主体是专业画家。由国家养起来专门从事创作与研究，这在其他国家还是罕见的。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宫廷画师，至五代始有画院建制，到宋代已发展出一种“院体”风格。绘画也由此成为一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行业，从而有别于民间画工。与美协不同，画院在新中国出现得较晚，建国初期，以行政方式将创作力量集中在一起的最初尝试是“美术工作室”。1953年前后，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局都设置了美术工作室，集中了一批画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创作队伍，在普及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创作及辅导群众美术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到1957年，美术工作室建制撤销，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省（市、自治区）群众艺术馆，也有一些并入新成立的美协分会中来。
 
　  画院建制最早也出现在1957年，但它与同时消失的美术工作室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虽然它们都是画家集中的场所，但却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诞生的，也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职责。画院建制的出现，是国家重视民族艺术的重要标志、发展民族艺术的重要举措。因此，画院最初的命名是“中国画院”。
  
　在1956年6月1日的国务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为培养中国画画家设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上海的一个，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领导；北京的一个，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其纲领为：

 

　　继承中国古典（包括民间）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中国画创作，培养中国画的专门人才，并对中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 ⒂。

 

　　这是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在画院成立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番话。他还特别提到国务院规定“参加画院的老画家，不必集中到画院，可以在家里或到画室里，或采用带徒弟的方法教学”。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祝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也都到会祝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了祝贺词。如此阵容，足见国家对发展民族艺术的重视。

 

　　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的一个直接背景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在此之前，画坛轻视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倾向一直压抑着中国画的正常发展，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中国画史开辟新的一页”。文化部长沈雁冰在致词中说：“中国画院的成立是中国画家们自强不息拿出货色为人民服务的结果，是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还说，“希望画院不会反掉了洋教条以后，又生出土教条来”⒃。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画坛存在的问题讲的。因此可以说，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长了中国画家的志气，为中国画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遗憾的是，画院成立不到两个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但持“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江丰等人被打成右派，许多老国画家也被打成了右派，画院13个院务委员会委员中有6个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院长叶恭绰，副院长陈半丁和徐燕荪。

 

　　随着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先后又有六个画院成立，它们是：上海中国画院（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1959年）、广州国画院（1959年）苏州国画院（1960年）、扬州市国画院（1960年）湖北省美术院（1965年）。其中广州国画院于1964年更名为广东画院，北京中国画院也于1965年更名为北京画院，由单一的中国画扩大为一种综合性的画院，湖北省美术院则建院时就是一种多画种体制。画院从单一画种向多画种的演变，已经游离了建院的初衷。说明画院已经不再是一个以发展民族艺术为职责的机构，而变成一个由国家出钱养专业画家的地方，由于这里没有什么闲杂事务，可以专心创作，于是画院成了画家所向往的去处。   

 

　  除了画院之外，在中国还有一些类似画院性质（指养专业画家）的建制和设置。如某些美协分会、美术馆、出版社等专设的“创作组”、“创作室”，在部队各兵种、军区也设有人数不等的专职创作员。此外，画院的真正泛滥还是在8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0年代末，己有105所，在编人员近2000人，专职画家也在1100人以上，其中在编人员最多的已逾百人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