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刘海粟和黄胄等人的谢世，美术界除了能狂捧吴冠中和黄永玉等人之外，还能捧谁？这种轮流转的风水在中国历史上一波接过一波，没完没了地死循环。

　　 

　　水天中的《我看吴冠中》一文显然有欠一名美术理论家的学术水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自80年代以来，类似吴冠中这代人，全然是体制内的画家或准画家，吴冠中自然不能例外，只是他没有象刘文西等人那样赤膊愚蠢而已。吴冠中至少懂得擦边球和走钢丝，对美术界说些无关痛痒的“狠话”，并与画院美协保持一定距离。这恰恰是吴冠中高明的之处，因为他羽毛丰满得美术界无人奈何得不了他，只要他保持脑袋清醒，坚持一贯的机会主义立场，尽量不触及执政集团的敏感神经，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到了八十年代了再甩威风已不稀奇。吴冠中若象水天中所说的那么具有叛逆个性，恐怕我们收藏家只能到八宝山去收购吴冠中作品了。那么，80年代后的吴冠中又有多少叛逆个性和英雄气概呢？他不过骂太监不骂皇帝而已，让一般人以为他是个充满叛逆个性的艺术家，同时让上头人觉得他是位“忠臣式”的人民艺术家。这种机会主义高级伎俩到了我们著名美术史论家笔下，成了“他（吴冠中）继续向秩序挑战”。

　　 

　　老实说：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谁也没有堂堂正正活似一个有独立个性和叛逆精神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吴冠中绘画是典型的土洋“折中派”艺术，更是典型的内在贫血的机会主义绘画。只有甜美形式而无严肃思想意味、社会意义的美术。这些，暂且不说，我们不能强求别人充当具有社会责任感、文化批评和历史使命感的伟大艺术家。问题是，水天中在《我看吴冠中》吹大了，甚至明显令人触恶的地步。譬如他说：“最使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竟然出现了像吴冠中这样的艺术家，是在他身上重现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同时又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满怀热情的画家形象。”

　　 

　　水天中又强调说：“吴冠中与他同辈的大多数艺术家有明显的不同，他属于那种难以掩抑其个性的艺术家，社会文化要他们循规蹈矩的企图总是落空。这种艺术家对艺术个性的张扬和艺术思想上的不安分，在给既有文化秩序频频惹出麻烦的同时，也使艺坛显出活力，促进了艺术上的推陈出新。这种人物在人类艺术史上不断出现，只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才变得极其稀有。对艺术家个性的反复讨伐，导致这种人物的稀缺，这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艺坛的特殊景观——艺术家的循规蹈矩似乎维持了艺术界的“安定团结”，但它必然地使艺术创造气氛变得稀薄，使艺术近似于按照统一工艺流程加工订货的行业行为。”

　　 

　　吴冠中与刘文西之流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只是一个高级与低级而已。水天中将吴冠中狂捧“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同时又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满怀热情的画家形象”。这是非常令人汗颜的吹辞。事实上，我们时代在渴望这样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出现。然而，现实中国土地上，那些所谓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迎合的、对他们周围（人民）是冷漠的。这些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现实生活、社会状况都说证明了伪艺术、伪艺术家的泛滥。残酷生活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不存在“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同时又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满怀热情的画家形象”。

　　 

　　原本，人们并没有对一个画家有着过多的期待和要求。问题，当你一吹就吹大了，那就莫怪别人不认账。如果说说吴冠中那张画得不错，那一笔美，我们觉得美术理论家说的是应分行话，但硬要把本来就是胆小而萎缩、精明而圆滑的机会主义画家说得多么崇高伟大，则有失专家学者的水准。因为，明摆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态，胜过任何一切高明的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