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可谓是对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一次最集中总结和华丽落幕。几乎所有标志性的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展览。从绘画到装置、行为、摄影、录像，展览内容五花八门，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对艺术的传统经验。这次大展采用“不许调头”的交通标志作为标识。黄专说，这是表达当时艺术家们的一种心愿，即希望当时的改革开放继续向前，不要走回头路。 展览开幕前，作品的审查工作进行地非常艰难。策展人高名潞曾回忆，一直到展览开幕前一天，美术馆、文化部艺术局还在和展览筹备委员会开会，一些参展作品仍然受到质疑和指责。王广义的作品《毛泽东AO》是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但是艺术家本人不得不写出书面说明，表示自己是用非常理性的态度来分析领袖后，作品才得以展出。

　　栗宪庭称王广义等艺术家的作品最先体现政治波普的迹象。（他们大多是85运动的参与者）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抱有复杂而矛盾的情绪。他们赞美毛泽东时代的艺术的说教力量以及它独特的美学形式。尽管政治波普讽喻毛泽东的神话乌托邦和它造成的政治现实，但艺术家们决不批判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力量。相反，艺术家们依旧崇拜并渴望获得这种话语权力，并以此作为一种建树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力量源泉以面对全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他们的作品里，毛泽东本人和那个时代的艺术不仅仅被看作为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宣传的产品，而是作为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和中国人的一笔遗产。当时，对不少中国艺术家来说，毛泽东是真正懂得如何使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王广义极端地表白说:“根本没有国际化语言，因为当代艺术的概念是由西方文化产生的，我们如果按照这种所谓国际化做作品，就永远是农村版本。”借用历史与政治含义的符号，揶揄国人心目中的“神话”，是当年艺术家们普遍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他们身上延续至今，只是当年寄托在那些图像中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进入90年代，整个艺术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前卫艺术逐渐趋于多元化，从集中表现政治话语进入了多元的观念和风格。黄专说:“那是一个被历史封存的时代，对它的客观检讨和反思还远远没有开始”。栗宪庭说：在89现代艺术大展中，王广义的那幅《毛泽东AO》就已呈现出政治波普的意味。继这之后，经过1992年“广州首届双年展”对参展的“湖北波普艺术”的推介，尤其是在1993年香港举办的“后89中国现代艺术展”中，“政治波普”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后，波普艺术成为中国90年代艺术中的一个主要流派。

　　再其次，90年代上海的艺术家余友涵与李山作品将毛泽东形象“大众化”“泛化”，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艳俗艺术”。余友涵在80年代的风格是属于抽象主义，从1990年起，余友涵开始画毛泽东。

　　余友涵所画的毛泽东大都来自权威的新闻图片，采用中国民间年画、印染花布的图案、色彩和部分印制的方法来所造毛泽东的形象，把握了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在他的《招手中》。他的波普毛泽东呈现出简练朴实、甚至几分俏皮童稚的趣味，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民俗气息，如《毛的一生》（1990），在闪亮的“中国红”背景上，由凤凰和牡丹等民俗图案串连起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标准照”。作为对前卫艺术的支持者栗宪庭认为：“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要点。就样式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一切文艺运动，都是以吸收民间艺术为核心的运动，……因此余的《毛泽东》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批判，民间符号包含更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4]但是，在他的《毛泽东》系列中，余友涵把颇具政治意义的毛泽东形象（毛泽东形象本应该放在非常严肃的政治氛围中，其中连同他出现的还包括中山服、五角星、等象征威严的符号）与中国传统的民俗图案并置在一起，这很明显地消解了“毛形象”在毛泽东及“文革”时代的原有意义。尽管余友涵画毛泽东是出于个人摆脱不掉对毛泽东的情节，尤其是他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在他的画中，仍然可以发现毛泽东形象被大众化，庸俗化了。

《世界是你们的》余友涵 1994年 布面丙烯 113X155cm

　　“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说市场要进一步开放。于是，当时两个东西最时髦，一个是美女，一个是毛泽东像。……”[5]在余友涵的《世界是你们的》这幅画中，他把毛泽东头像于一堆的时尚的穿泳装的美女图像拼贴在一起，画中还是有民间工艺的花纹。且这里的毛泽东带有诡异以及低俗的欢愉手势以及表情。这很明显是一种调侃得方式描绘毛泽东形象。至此，毛泽东时代的“毛形象”以及开始“褪化”。余友涵在回忆起当时让他在国际艺术舞台声名鹊起的波普绘画《毛泽东》系列时说：“之所以画毛泽东……有百分之五十是基于对自己所经历过的政治生活的纪念。我画毛，不会去丑化。我借用波普的方式，用中国民间艺术的元素，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表现毛泽东，在轻松中带些调侃、带些批判，也有肯定。在我的画中，他不再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把他的地位稍微放低一点，他也是个人。” [6]

　　李山选用毛泽东这个形象与余友涵一样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也是他无法摆脱的形象。李山的作品则是把毛泽东（或者像毛泽东的图像）与“胭脂”结合在一起。90年代，“后八九中国新艺术”、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与1994年“圣保罗双年展”是李山“胭脂”产生的关键性展览。胭脂蕴含着“性”的含义，尽管胭脂内在的因素是“性”，但是，李山使用的是似像似非的毛泽东形象，因此，社会的阅读将艺术家的特殊符号转换成政治概念。 李山在“后八九中国新艺术”的展览目录里说: “‘胭脂’在我这里是动词，企图把什么胭脂去掉时，这并非是一种意愿和方法，而是陈说的一种态度，它滔滔不绝的告诫，艺术与作品、艺术家无关……艺术一旦受到关注，便成为其自身的蹩脚复印件，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它。”[7]

　　李山的作品将人类及各种动物的种类、生理、性别等全然颠覆并且重新构造，这在他早期的政治波普作品中就有体现。

《胭脂系列》李山 1995 布面丙烯 113x158cm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