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张晓刚等一批老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些作品的升值速度之猛烈让专家为之乍舌，同时，国外诸多画廊开始注入中国艺术圈招兵买马。艺术界掀起大规模的80年代艺术热，很多收藏家也都有收藏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作品的“情结”。八、九十年代政治波普、艳俗文化以及玩世现实主义的作品不仅成为拍卖市场的宠儿，而且也常被艺术家及策展人拿出来“回顾”。国外大型展览也相继选择此类作品参展。因此导致很多急攻求利的投机艺术家趁着这股“艺术盛世”不断的盲目挪用、复制与拼贴那些“走红”的前卫艺术作品中的历史资源以及图像资源。

　　随着政治气候转暖，收藏家以及大众对前卫艺术的态度也变得宽容，前卫艺术在中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市场和各种类型的赞助资本的参与更使它成为热门的文化股票和广告媒体，而时尚和新闻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时装逻辑”来包装炒作前卫艺术。近来大量繁殖的“毛形象”证明了这一点，在聪明的青年艺术家中流行的那些趣味优雅，形式华丽的“国际风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前卫艺术家虽然运用“毛形象”，但是全面放弃了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批判意识。“毛形象”从中国最初前卫艺术中的意义发展演变至多元化，而其演变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

一、 历史背景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非传统艺术基本处于地下状态，80年代新潮艺术的基本倾向是以纷杂迭起的社会思潮为表现形式，因为它是建立在两次价值观念失落的文化背景上：被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大门后，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士大夫文化传统失落；1978年门户再度开放，随着西方现代文化的涌进，近代至“文化大革命”建立起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又在大多数尤其青年艺术家的心里失落了。于是，青年艺术家不断地寻找艺术中的新的精神支柱。

　　长期以来，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文艺界演变成“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行动思想，几乎所有的文艺创作都形成主题先行，吹捧描绘工农兵的伟岸形象的模式。但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形式的巨大变化，打开了思想阀门的美术界不断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理念的浸染。到了“星星画展”时期，年轻的艺术家们终于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邓小平推出的“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起步时并不顺利。不同的政治声音影响着局势的发展。几乎前一天“开放”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一天艺术家们又被允许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超现实主义等西方艺术理论都在这时涌入中国，这对于中国迷茫青年艺术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希望。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美国当代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的作品展，让中国的很多年轻艺术家深受启发，各种各样的实验艺术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

　　“作为动力源于思想——艺术观及社会的精神变化的思潮艺术，在1989年初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几乎穷尽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观念之后，观念的危机也随即产生。无论弗洛伊德和尼采，还是萨特和加缪，都不再能给艺术提供遮风蔽雨之处。”[1]进入90年代之后，试图以西方现代思想拯救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思潮受到普遍怀疑之后，人们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地面对这种破碎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精神背景，使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同时成为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谢幕礼。1989年以来，“85新潮”的一些代表人物纷纷放弃形而上的姿态，不约而同走上波普的道路，而且大多数以幽默的方式来解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对象和政治事件，栗宪庭称之为“政治波普”。 “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旋律，自由民主的精神在民间激情迸发；各种新思潮随着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滚滚袭来，不可避免带有几许躁动甚至走向崩溃。领袖崇拜的狂热逐渐散去后，中国在激动与疼痛中迎来了又一次文化艺术的西学洗礼。后毛泽东偶像时代也开始于此。王广义、谷文达、徐冰、蔡国强、方力钧、岳敏君和张晓刚这些当今中国前卫艺术家，也在同一时期走上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中国前卫艺术家对他们的生存环境与艺术形态是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他们认为：对自身之外的事情是无能为力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种西方的游戏规则中也是与自己无关的。随着80年代“理想主义”“终极关怀”的被嘲笑和鄙视，前卫艺术家认为过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对个人的艺术也是没有价值的，致使这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他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因此，这个环境中成长的视觉经历和记忆成为这批前卫艺术家对“毛形象”运用的重要原因。对这些艺术家来说，那段历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记忆是不能磨灭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毛泽东的影响还在继续。吕澎在《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写道：“这是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导致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历史在毛泽东身上的体现，这个历史的人物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综合的特征。”[2]栗宪庭在《“后89”艺术中的无聊感和结构意识》中说：政治波普的出现，标志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重大转折，这种转折在于艺术家从对西方现代思潮和艺术的关注中，从对大而无当的人的、艺术的普遍追问中清醒，转而关注中国人生存的真实空间。而政治波普以幽默的方式出现，带有对政治情结的自我消解的倾向，这是中国现代艺术走上自己的道路的标志之一。

二、发展过程

　　首先，“毛形象”颠覆毛泽东时代以及“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形象首次出现在第二届“星星画展”里王克平的木雕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作为中国前卫艺术的起点，应该说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在中国非常封闭的情况下，它的张力非常之强。但是它却处在一个和国际完全没有对话的状态下。文化的意识、观念的表达成为更加关注的内容。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特征是，艺术家们开始关注社会，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与过去“图解政治”的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它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出发，表达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心；艺术家们不再迷信权威，而是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挑战传统的整体性的社会思维方式，体现出一种清醒、冷静的批判意识；艺术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再是大而空的，而是从人们感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在艺术上，他们开始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借用各种表现手段，不拘一格，打破传统的门类壁垒，强调通融的必要性。在雕塑领域，更多地走出围城，与建筑、绘画、表演等艺术融合；艺术家们开始从过去的精英主义的意识中走出来，强调与大众交流的可能性，开始借用大众文化的资源，表现更具有当下性的生活；对于过去的具象、抽象的争论不再重视，更重视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一切方式传达观念；在那个年代，包括王克平在内的艺术家们对于传统的资源、民间的资源抱着一种更加灵活的态度，他们决不拒绝对这种资源的运用。

　　1979年“星星画会”在1979年第一次在最具官方色彩的中国美术馆外举办了自己的展览，这是中国前卫艺术的一个起点。1980年,“星星画会”在当时全国美协主席江丰的支持下，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他们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这样响亮的口号:“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语言和世界对话”。这种孩子气十足的大胆宣告、毅然决然、惊心动魄，充满了对旧时代封建家庭制度的决裂，也充满了对西方自由世界及其广场意识的强烈渴望。其实，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精神、这种情绪，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正是这义无反顾的行动，这明目张胆地迈出，才真正使他们跳出了固步自封的封建传统，超越了封建意识形态的思维局限，而从精神形态上获得了生龙活虎的现代性质感。

　　王克平的木雕《偶像》在这一次展览中展出。《偶像》使用了毛泽东的形象，在现代艺术中应该是第一次，在前卫艺术中也是第一次使用了非传统的毛泽东形象。

　　王克平在木雕《偶像》中将毛主席塑造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佛祖，有明确指向性的人物形象（毛泽东）融于传统的菩萨造像，再配以头上的五星、高深莫测的微笑，给观众带来的是心照不宣的暗喻，其暗喻的内容又是因人而异、无法确定的，给观者无限的理解方式。这件反思“文革”时期在把毛泽东视为不可触犯的国家象征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从其形式上来看，似乎带有强烈的抽象色彩，但是王克平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是没有受到西方抽象派的影响，他只是依照自己的艺术理念来创作毛泽东形象的木雕，这恰恰是西方现代艺术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的一个契机。

　　其次，到了80年代末王广义等一批“北方艺术群体”的艺术家开始理性的绘画，王广义在“89现代艺术大展”中展出了毛泽东形象带红格子的肖像，到这个阶段，“毛形象”作为理想主义怀旧对象。

　　前面已经提到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失落，再加上中国开始进入商品经济，导致部分青年艺术家的思想失落，从而努力寻找新的精神世界。以舒群、王广义为代表的“北方艺术群体 ”，他们在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之后，也开始把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作为怀旧的对象，寻找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对“文革”时期的反思和批判，他们以东北的“ 冷性特质”来表达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理性。他们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中有自然人，甚至还有游戏的人，就是没有理性的人和生产的人，但是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是少不了理性的人、生产的人这种精神特质的。

《毛泽东——红格1号》王广义 1988 148.5X120cm 布上油画

　　于是，在“黄山会议”上王广义提出了“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并展示了作品打格的《毛泽东》草图。“文革”期间画毛泽东画像，都是在九宫格的纸上按比例画好，再隐去格子放大成像。王广义故意将九宫格保留并突出在毛泽东头像的外面，以表达“用打格的方式将领袖从神拉回到人”的想法。王广义在他自述中说：“《毛泽东AO》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的‘极地’理论和创作都是来自西方的二手货，始终是有隔膜的。‘黄山会议’前夕我构思出了《毛泽东AO》的手稿，从这个作品后，我的所有创作都是表达我生活的这个国度，它的真实经验和历史变迁。”[3]在此之前，王广义的“极地”理论和创作都是对西方的形式模仿。而从《毛泽东AO》之后，他的创作才开始真正表达自己生存的国度——它的历史境遇和变迁。于是，这幅画的敏感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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