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与设计》的编辑向“著名批评家”约稿，却张冠李戴地将约稿信寄给了我。我不够格称“批评家”，但约稿信却让我想了这样一个瞎扯的题目。

　　在我的印象中下列五类分子不宜算批评家：
　　1 为体制利益服务或随时准备为体制利益服务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2 以谋利为写作和工作目的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3 没有一些可靠的专业本领（如语言、写作、鉴赏、逻辑等等）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4 自认为既是艺术家又是批评家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5 导师、领袖、先知一类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我知道这种武断的排除法不仅会得罪很多人，还会使“著名批评家”的人数锐减，不过我想，要维护批评这个行当的严肃性这种排除法恐怕是必要的。我往常和朋友开玩笑说，中国现在很多“著名的批评家”，其实大多数应该叫 “表扬家”。 玩笑归玩笑。照我的理解，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身份既要求从业者保持高度的人格独立性，又要求他具备高度的社会交流能力。作为 “知识分子”，批评家首先应该对体制权力和市场权力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敏感，批评家的本分不仅在于对艺术品的批评，还在于对艺术的生产条件和生产体制的批评，而这两种批评都只有在与社会体制、商业逻辑和大众传媒的既对抗又依存的复杂关系中进行。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批评家的自由和学者的自由独立不同，它不能在书斋或象牙塔中获得，反而只能在与本质上是反自由、反独立的各种社会、商业体制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中才能真正获得，这里的界限是，任何拒绝与现实公共体制（无论是集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政治体制还是商业体制）交往的入和任何只准备与现实公共体制合谋的人都不可能从事真正的批评。批评家除是一种社会身份外，还应该是一种专门的职业，一门知识的行当。传播知识和社会批判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肋，专业的知识技能不仅构成批评的前提条件而且构成批评的实际内容。对艺术批评家而言，只有掌握真正可靠的知识才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批评，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流派、艺术现象的批评是这样，对艺术制度、艺术生产条件的批评也是这样。卜卦、玄想、咒骂、奉承都不能算是批评，因为它们不需要真正可靠的知识。

　　我不是批评家，不仅因为我不够格，而且因为我一直将我在九十年代以来所干的一些有限的工作视为一种 “社会测试”，而不是“批评”：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是测试艺术对商业体制的反应能力；1996年的“学术邀请展”是测试艺术审查制度与艺术合法性的关系；1997年的“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是测试艺术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关系；1994年到1996年间策划改版《画廊》是测试公共传媒与艺术的关系；1999年的“雕塑年度展”是测试艺术与公共化的可能性……这些测试尽管失败的居多，但往好里想，它们或许多少为当代艺术在本土环境的自由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教训。或者说，为真正的批评提供了一些材料。坦白地说，我对艺术发生和生产条件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某个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流派的兴趣，这也注定使我成不了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