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法制”与“法治”是同义词吗？

　　将这段讨论放在附录不想单独成篇是因为，这个问题与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个问题又不能不讨论。在<可叹的“狗不理”学术>中，河清扣字眼扣上瘾了。扣完了“抽表”，又扣“法制”与“法治”。先来看一段河清的论述：

 

　　南溟先生反批评，说我搞混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说“法制社会古代就有，而法治社会却是从现代社会开始的”。读了不禁莞而一笑。这种区分当然不是南溟先生首创。我的拙著<破解过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专门有一章讨论“法制与法治”。

　　我一没有说“法制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区分是我首创的，二只是在文章中针对河清经常诡辩而声明我的词语的适用范围，所以河清的这句话明显是“水份”(就像他说别人写文章有水份那样)，然后河清对“法制社会”与“法治社会”的解释也确实是没有将西方的理论读明白，河清认为：

　　这一区分(即法制社会与法治社会，作者注)，原是中国一班亲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精英”生造出来的。他们在<政治中国>一本书里，硬说“法制”中国古已有之，“秦始皇就是法制的老祖宗。”而“法治”(rule of law)，才是现代民主才有。为了区分人家的现代“法治”和我们的专制“法制”，这帮人还生造了一个英语术语“rule by law”(以法治国)。

　　其实，法治和法制两个汉语本身，并没有如此重在的区别。尤其，正当英语的rule of law被直接译成“法治”之时，法语的“etat de droit”(法制国家)和德语的“rechts state”(法制国家，都译成“法制”。这里引用一段我书中的论述：

 

　　“法治”、“法制”和“法治国”(应译为‘法制国家’)都是同义语。西方政治学界在使用这三个词时，只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偏好而已。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喜欢用‘法治’，而法国和德国更习惯用‘法制’或‘法制国家’。法国社会学家阿隆直接用‘法制’(legalite)来指西方多元宪政。法国的‘法制’和‘法制国家’显然与英美的‘法治’没有什么区别。<文明的冲突>法译本，就把‘法治’译作‘法制国家’，也可为证。(第247页)

　　看了河清对“法制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假洋鬼子式(河清说别人是假洋鬼子)的解释，我还有必要再分析“法制社会古代就有，而法治社会却是从现代社会开始的”的原理，这种基本的区分关键点在于，“法制社会”不但现代社会有，古代社会也有；而“法治社会”只有现代社会有，古代社会没有。所以河清在用西方理论中的概念来指点中国学术翻译的江山的时候，完全没有搞明白这些理论概念是在什么语境范围内出现的，我已经说过，河清是断章取义的专家，现在他又用“法国社会学家阿隆直接用‘法制’(legalite)来指西方多元宪政”这段话来断章取义阿隆的思想。河清引阿隆的例子来说“法制”的目的是清楚的，就是阿隆都用了“法制”，所以你们翻译成“法治”都是错的，而且还指责这种翻译是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但是请河清注意的是，要认认真真读通阿隆的完整思想而不是一两个用词，就像河清自己说的“阿隆直接用‘法制’(legalite)来指西方多元宪政”那样，阿隆说的是“法治社会”(西方多元宪政)中的“法制”，“法治社会”肯定是有“法制”的，但是有“法制”的社会不一定同时是“法治”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法治”但是有“法制”，那我们只能称它为“法制社会”而不能称它为“法治社会”。

　　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中国社会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尤其是为了不让河清搅混水，更有区分这两个概念的必要。河清说，“其实，法治和法制两个汉语本身，并没有如此重要的区别”，那我们来看看区分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有没有必要。生于1959年的河清应该知道，“文革”是“无法无天”砸烂“公、检、法”的社会，“文革”后针对“文革”的“无法无天”，就提出了“法制建设”，然后重新开始制定法律，使中国又有了“法制”。但是有“法制”不等于是“以法治国”，“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规范一点讲是行政大于法律，还是法律大于行政)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是行政大于法律，那这个法律制度的形成不但是行政化的(非立法独立)，而且在执行法律制度的时候也是行政化的(非司法独立)，就是说，只有到了“法大于权”的时候，这个“法制社会”才能转向“法治社会”，我一再强调我用的是“法治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的意图就在这里，中国有了“法制”还不够，还要有“法治”，这是一种中国的问题情境，也是研究这一问题时的学术共识，又是讨论中国问题的规范化表述(难道这也是被河清说的“散文化写作”)。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学概念，在河清那里却说成是“中国一班亲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精英’生造出来的”，反正别人用词都是生造(河清也是这样批评我的用词)，只有河清用的词才是“活造”出来的。

 

　　狡辩越多，也就错误越多，“洋相”出好了，还要出“土相”，在<可怜的“狗不理”学术>中，河清还要纠缠我的法律概念不放，当然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回击我，同时证明他博古而通今，横跨人文和社科：

 

　　南溟先生不能随意批我“涉及政治学的写作都是一些想象性写作，用于平息平息个人情绪而已，而与政治学相差十万八千里”。也许，我的政治学知识，也有你所不知的。当你在奢谈“法制社会古代就有”，你也许不知中国古代的“法”字并不对应于西语的“法律”，这方面北大朱苏力先生，还有其他学者的论述，你不妨找来看看。

 

　　我不知道河清举朱苏力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字不对应于西语的“法律”，那么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法”字？但不用“法”字用什么字呢？本来“法”只是一个称呼，词语本身没有什么本质，词语只在其使用的过程中呈现出语义，“法”这个词所指对象是“社会的规则”，但由于历史上中西方在建立社会规则的出发点和程序上各自为阵，所以中西方的“法”也有所不同。本来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法”字不对应西语的“法律”后，就有了中国法与西方法的词语分析和找到限定性词语的可能性，以对中国的这个“法”字加以更加明确的表述，比如“法制”与“法治”的词语区分就是对“法”这个词的分化和再造，并尽可能地与西方词语的“法”从实质上对应起来，以此类推，我们不是不能生造词语(假如河清的说是“生造”)，而且还需要造更多的词语来细化学术上的表述，但这个工作引来河清的反对，他的反对的理由也很奇怪：

　　我以为，说一篇文章具有学术性和学术规范，首先一点，文字起码要明了通顺吧。借用一个朋友的说法，起码要用“纯正的汉语”。我想，我的文章可以做到这一点。本人学外语出身，特别着意分清主谓宾定状，那是基本功。在大学期间做了大量resume(用一两句概括整段内容)的训练。反用这个方法写作，自然就条理清晰。而南溟先生的文章显然有这方面的欠缺，常常行文句式繁复不清。文章都写不通畅，谈何学术性？因为清晰，我的文章容易译成外语。因为不清晰，同时堆砌一些自编自创的“学术概念”，南溟先生的文章译成外语恐怕会碰到很大困难。本人出版有两本法语著作。可以在巴黎蓬皮杜国家图书馆开架查阅。而南溟先生如果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毕业论文也是目前的文风的话，将它译成英语，那是不可能在“美东政法大学”毕得了业的。

　　我还要继续问一下河清，“纯正的汉语”就是河清写的那种文章吗？是不是要叫中宣部下一道文件，以河清的文章来规范中文写作？还有，既然是“纯正的汉语”，河清还要介绍他怎样学习西方的语法做什么，有了西方的语法，汉语就变得更纯正了吗？本来“在大学期间做了大量用一两句概括整段内容的训练”这段话没有人会看不懂，但河清一定要在中间夹一个外语词“resume”，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河清要证明自己的身上有纯正的外国文化血液？还有更奇怪的是，关于中文论文与外语翻译问题，好像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级翻译家，他认为翻译不出来的东西，其他人也一定是翻译不出来的，而且仅仅因为中文论文“译成外语恐怕会碰到很大困难”，就可以判定这篇文章谈不上学术性吗？河清的文章，用“口号”加“感叹号”堆起来的，普通人都能一目十行地阅读，翻成外语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我更不明白的是，河清炫耀这个到底是要表明什么—自己的“假洋鬼子”身份，还是“文化民族主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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