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集权有自觉的“为民”意识。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的症结在于建立法治。我完全赞同建立和健全法治。但，中国语言文字的弹性和模糊性，使真正而严格的法治难以告成。中国的语言文字可谓世界上最不适宜于制定法律条文的语言文字。

 

　　执法还是要靠人。所以归根结底又回到“人治”。

 

　　中国古代智者早就懂得，要达到社会的“治”，关键要从每个人的自身修养(修身)做起。

 

　　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相当程度地是起因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缺乏客观而深刻的理解，对西方“民主”、“人权”、“自由”等概念抱有乌托邦情结的美化和理想化。

 

　　其实，“民主”仅是一个动听的字眼，一种虚幻。

 

　　(“民主”)只是在西方古代“小国寡民”的城邦曾经适用，对于现代大国，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

 

　　“民主”是空的，“为民”是才实的。

 

　　当然，这种集权是“为民”的。

 

　　河清写的社会政治学著作，完全沿袭了“毛政治”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缺乏最基本的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常识。甚至“毛政治”还只是说人民民主专政，而河清把“毛政治”叫得赤裸裸。“毛政治”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党指挥枪”，在这一点上河清到是深得三昧，相比较美国管理军队的民主制度，河清的军阀统治当然更容易集权。河清还说中国诸多问题的总根源是：

 

　　中国文化历史遭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橫断所致(强调社会主义属于西方“现代性”本意正在于此)。中国文化真的面临“灭绝的可能性”。我倡扬的文化民族主义，只是要恢复与中国文化之根的续接(不是倒退、退到)，重归中国文化的千年源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理顺文化之气，实现文化自强，自尊自信地与世界其他文化平等交流，这不能算“极端保守”或“妄自尊大”吧？

 

　　河清的这些言论，不是立场错误也至少是学理错误，在此只先讨论河清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极端保守狭隘的关系(暂不讨论河清怎么会误认为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问题)。河清要为中国文化正名，其实不过是要中国人恢复皇权意识，而且要中国政治恢复皇权统治，以至于他在<可悲的“现代蒙昧主义”>中再次强调，这是由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后人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这种文化，中国就“面临灭绝的可能性”，就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根”。河清要求中国文化重归千年源头，从根本上期待一个好皇帝，把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与军权都交给他。而社会的法制不能用法治的程序，“朕即法律”是最好的立法形式，民众将自己的全部命运都等着这个好皇帝来“为民”，这样中国就会国泰民安。以至于我们知道了有河清这种人，才会有“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为集权说好的，河清一直反对西方的现代性，是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获得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异权，结果只能是赞成集权而不能倡导民主？或者是，只有反对民主才有可以被河清认为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呢？河清大骂吴味文章中的“人权”概念，就很有问题：

 

　　那位嚷嚷“博爱”、“人权”的吴味先生，请下次口颂“博爱”、“人权”之前先把嘴巴擦擦干净，学术毕竟不是如厕。

 

　　河清的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龙颜大怒”的幽灵在转世的嫌疑：一个“皇权”分子叫一个“人权”支持者嘴巴擦擦干净。我们只能说2004年中国宪法修改，虽然加进了“人权”一词，但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只能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表明与民主社会还存在的距离，事实上，社会政治发展到当代，哪怕政府想集权也不可能公开讲，如果什么时候中宣部采用了河清的这种说法，那真是一个无赖国家了

 

 

　　河清反对民主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比如他在<可悲的“现代蒙昧主义”>中是这样嘲笑杨卫、吴味、苏坚的：

 

　　当年人们信奉的那个西方“真理”是一种乌托邦，今天人们转而信奉的另一个西方“真理”，仍然是乌托邦。两为同一个乌托邦。这种对西方“民主”乌托邦的迷信，便是今日可悲的“现代蒙昧主义”。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操练西方文化诸如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性”概念，操练的结果人人皆知。我毫不怀疑毛泽东及其战友奋力实现这些概念、创造“新世界”的真心诚意。同样我相信，如果杨卫先生、吴味先生、苏先生等人有朝一日掌权，他们操练的结果也决不会更好。

 

　　现在看来，河清在他的<现代与后现代>中用集权反对民主，是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研究民主问题，包括民主社会的必备要件是什么，通过什么程序才能实现社会民主，而且河清的那些话完全是民主虚无主义和政治学上“人治”批评模式，民主制度从来不会将一个社会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而且相反，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承认人是恶的，假设拥有权力的一方肯定会滥用权力而后侵犯他人的各种权利，所以社会需要用各种各样的监督程序来监督权力不让权力者变成了暴君，这种权力分化，彼此监督和制约就是社会现代性的特征，在现代性社会中，我们为什么称知识分子为公共知识分子，如河清举例的乔姆斯基这种知识分子，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从舆论上不停地去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严而不是像河清那样，放弃社会的民主和人权。

 

　　在民主问题上，河清没有民主社会与民主理论之间的区分，将民主社会状况取代了民主理论，这又是河清在偷换概念：

　　我一直在探究“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与西方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我以为这些概念相当意义上被国人夸大了(参阅<民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