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河清的写作有理论散文化倾向，是我的一种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话法就是，河清的文章如鸡拉屎，东一滴，西一滴，不看语境，不用概念分析。

 

　　本来河清的写作风格就是将陈旧的知识不合时宜地带上他个人的想象性感叹，尽管他在敢说敢当这一点上比其他的“缩头乌龟文人”要强一点。但是河清的文章都经不起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河清只满足于挖一段西方经典著作中的话，以崇洋迷外的态度用来证明自己的言论是如何地正确，就好比在教训中国人，西方人是这样说的，你们都错了。而其实这种写作风格一如引“最高指示”年代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其文风特别适合“毛政治”时代的政治宣传。

 

　　从<可怜的“一夜美国人”>到<可悲的“现代蒙昧主义”>，河清的文章也一路下滑，学理越来越混乱，而嘲笑别人和吹嘘自己的文字越来越多，更可笑的是河清的文章写得像小儿科吵架，当有人批评他是文化自卑时，他回击对方是文化自卑，当有人批评他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合流时，他回击对方是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合流，当有人批评他写作有散文化倾向时，他回击对方有散文化倾向，反正别人批评他什么，他就回击别人什么，很有“以牙还牙”的部落种族情结。

 

　　河清如果还要参与争论，我们很有必要规范一下他的写作，比如这种反驳是不能出现在文章中的，苏坚认为河清在<现代与后现代>的“题外话”(也是一篇单独成篇的文章)很有问题，就将这些很有问题的话摘录出来写成<河清的豪情壮语>质疑河清，但河清一定要让苏坚读他的30万字的<现代与后现代>正文。这种无赖态度也出现在与我的争论中，本来河清根本就没有必要针对我的<国家如何推广艺术>，因为我并没有说抽象表现主义与中情局无关，而是叙述了在中情局介入之前格林伯格与抽象表现主义的关系，河清一定要将抽象表现主义从中情局成立开始算起。最后还说格林伯格是现代主义艺术理论而不是抽象表现主义，然后在他论述什么是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与什么是抽象表现主义特征时却指向了同一个对象。这种写作上的概念混乱在河清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为了帮助河清厘清思路，我一个概念又一个概念地进行分析，结果河清说我的文章是“绕口令”(他引用了网上论坛的匿名贴)，而不知道一个不用概念写作的人看概念当然会如看到“绕口令”了。但这是河清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河清可以不用概念写作而我不会。不用概念写作当然可以满足于表面的善辩，河清就是这样写争论文章的，这种争论也是以前“毛政治”时代的翻嘴唇皮，比如在<可悲的“现代蒙昧主义>中将自己的文化保守等同于英国的保守党，而不去区分自己的文化保守与英国的保守党之间的区别，英国的保守党只是针对左派政党而言的偏右政党，这种政党在英国宪政社会，同样坚守着为河清所讨厌的西方现代民主和人权，那怎么会和河清的“保守”是一样的呢？河清翻嘴唇皮的地方太多，还有将“毛政治”说成是“现代性”；将中国的“仁、义、礼、诚、信”等比附成西方“人权”，这些从国粹主义到新儒学的欺世盗名的言论，被河清很好地继续了。针对别人的批评，河清的回应却说那些人有“蒙昧主义所有迷信特征”，“尤其表现为宗教性的不宽容，不允许任何质疑。谁要是敢质疑他们认为的真理，谁会被骂得狗血喷头”。这话说得不托自己的下巴，明明是自己把别人骂得狗血喷头，什么“一夜美国人”，“现代蒙昧主义”，还要用上“可悲”、“可叹”、“可怜”等，还不允许有人质疑他。如果河清独自一人去“青山白云，晓风残月”，或者躲进“仙人洞”中度过余生，那无人可以干涉，但既然河清已经发表了这么多公共言论，那就要面对公共论坛的争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这就叫民主社会，这个不是虚的、空的和乌托邦的，而就在河清的对面。

 

 

　　2、河清的文化民族主义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吗？

 

　　河清认为自己是反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他从自己是一个民族文化主义的身份来论证这个“反”的身份：

 

　　正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基于西方“现代性”的“进步观”，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落后”的文化，中国儒道释三家文化至今名不正言不顺，得不到正式“合法性”，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无从解脱。今日中国在民族国家意义上可谓独立，但在文化上至今没有独立!

 

　　河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他将文化提到了一个核心的地位：

 

　　文化问题，正是当今中国一切问题—政治、经济、社会、包括艺术等问题的总结症所在。所以我们通过讨论河清的文化民族主义讨论中国的一切问题。

 

　　河清的文化民族主义引来了当代美术界的批评，批评的一个原因是认为河清的民族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流的，但河清自己不但不承认自己与官方意识形态合流，而且还说自己是在反官方意识形态，河清说：

 

　　我不得不要再次申明：与官方意识形态同流一致的，恰恰是上述那些人(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卫先生也是，而我不是

 

　　本人十几年持之一贯质疑进步论，其实正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总根基。本人才是摇撼基于西方“现代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头号掘墓人。

 

　　河清的掘墓武器是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我们来看看他的主张有些什么内容，然后来分析河清到底是掘墓人还是“抱墓人”：

 

　　因此我主张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旨在为中国文化正名，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曰：物质性的科学技术有先进落后之分，精神性的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二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三曰：科学技术固然要学习西方，文化仍要以自己文化为本，尽管也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法制和社会管理形式，应当“中体西用”：中国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

 

　　河清的上述四点“文化民族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有什么区别？不但没有区别，而且是一点区别都没有。一、官方是在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河清也说这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落后是要挨打的，国家落后，河清在国外也要被西方人歧视的，这点河清还是知道的。二、河清怎么能说官方意识形态不重视中国文化呢？官方意识形态一直要求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官方哪里有不要中国文化的宣传。什么重大的活动都伴以民歌民乐，民族舞蹈，民族服装，中国国际部的对外宣传也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连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在两会上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时，还要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夹几句古诗(与河清的文章中来点古诗是一样)，搞得外国记者一个个傻乎乎的。还有变成政府行为的祭孔大典，政府行为的祭黄帝陵，联合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申请成为了一个官方支持的中国文化形象工程，以至于官方领导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到了不分场合的地步。相反每次思想界谈论西方的当代思想多一点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就要插手控制，以免中国的知识界西方化，就这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做法还不让河清高兴一番，我不知道河清报怨官方意识形态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要将西方的当代思想和文化包括“民主”和“人权”这些关键词来个全面的封杀才能让河清满意。第三，中国政府在国际交涉中一直打着中国的国情的牌子，强调本民族的传统，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权问题上，官方总是说美国有美国的人权，中国有中国的人权，两国的“人权”标准是不一样的，而将中国的这种人权差异说成是对本土的尊重，这与河清将中国的政治文明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到依据的做法也是一样的。第四、中国是在借鉴一些西方的法制和社会管理形式，但完全是中体西用，与河清的主张也一样，比如宪法修改案，就规定不能照搬西方宪法模式，官方也会在国际舞台上宣布中国会政治改革，但不是套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所以第五，河清不用担心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属于西方的“现代性”，因为现在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容都符合河清提倡的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四大要件。而且在它的工作过程中也在用河清的中国文化的“和”的文化，官方意识形态不是说“共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而淡化民主博弈吗？而且在官方的政策和行政过程中都与河清的“为民”政治没有什么区别，中央领导人不一直在说政府要关心“三农问题”吗？而且在程序上用的都是传统的“视察民情”而不是西方的“问责制度”吗？

 

 

　　杨卫写的好几篇文章对河清这种极端保守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评不能用语重心长，也可以用苦口婆心了，而河清还要在<可悲的“现代蒙昧主义”>中说：

 

　　我不认可“极端保守”，杨卫先生能否举证证明。

 

　　其实这不需要杨卫举证，苏坚写的<河清的豪情壮语>就已经举过证了。现在看来对付河清这种文章，苏坚的方法最管用，逼得河清回答不了，我们也可以从苏坚的<河清的豪情壮语>引文中看到河清的极端狭隘甚至可怕的民族主义—公然反对民主、反对法治并歌颂集权，而且歌颂军队集权，像要搞军阀统治，河清说：

 

　　其实集权并不可怕。集权并没有什么可讳莫如深的。集权并非为“封建”所专有，集权也内在于“民主”。尤其是，集权深深根植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国人需要集权。集权符合中国文化“大一统”和“一元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正名层次，是道德原则：惟德行高尚者才能当政，所谓“天命无常，惟德是依”。但归根到底是实力原则。谁有实力，更坦白地说，谁最有军事实力或获得军事实力的支持，谁就是当然的执政者。

 

　　本来河清的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可怕了，但他还嫌不够，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滋生出来的中国劣根性中找到集权的天然法则：

 

　　中国人是现实的、世故的，最善于掂量、揣摩、比较，择而从之。谁是真正的实力人物，只要有，那是用不着“选”的。众“择”所归，当然就是他了。即便他没有任何头衔，权力仍然是他的(慈禧的“退位”、蒋介石的“退隐”均是例子)。这很正常，因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中国人从来都不相信“民”可以成为“主”，从来不相信最高权力属于“民”，但认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君”必须“为民”。只有“主”而“为民”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