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以上典型的中国批评家的生理现状：头发枯槁，脸色憔悴，眼睛发涩，牙齿疏松，耳鸣头晕，失眠嗜睡，胸闷腹胀，腰酸腿疼，排泄困难，喜怒无常，胆小多疑，成为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体魄的反证。上述症状有一半以上者，即已患有中国批评家常见病。这类症状具有高强度的传染性，传染体不是病毒或细菌，而是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批评观。同这类批评家交往密切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作也会被传染，变得比批评形态更加异常。从病理的角度研究我们这一代批评家及其影响，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可惜没有人关注这个“不学术”的课题。

　　我们这一代批评家是在一言堂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扭曲者。这种氛围强调非此即彼的冷战立场与态度，一言不合便分道扬镳，不做朋友便是敌人，凡是敌人提倡的我们就反对。这代人无论开明与否，无不看重权威、等级、关系、原则、规范、定式、习惯、通例之类的旧式文明的装束。这代人将美术批评视为意识形态的武器，从而养成了居高临下的派头，谁也不愿意从自己认为的虚幻高台上返回到地面。这代人的文章写得像声讨反动派得檄文：高屋建瓴，义正辞严，咄咄逼人，掷地有声。比如本人在互联网上的文章，便无法摆脱这种文风。这种文风不仅仅浸染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论坛，也浸染了整个文化界和知识界；读者反过来希望看到这类刺激性很强的文章，否则就感到不到位、不痛快、不过瘾。这是一个川味流行的时代，一个暴饮烈酒的时代。

　　这代人是被书本养育出来的一拨人，在人生趣向定型之前，这代人没有互联网和网吧，没有电脑、电视机，甚至没有一台像样的收音机，而今面对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大都怀有抵触情绪和恐惧感，并以蔑视和鄙薄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恐惧。这代人做为印刷字的崇拜者，毕生的愿望就是将手写体变成印刷体，装订成册，切成一块块学术砖头，同前人的文字砖头码在书架上，从而酿成一种习惯：买书、看书、抄书、写书、出书、码书并自我陶醉。这一切并不可笑而是很悲壮。诺贝尔不设批评奖，中国文化机构以及美术赞助人也统统不设批评奖，但我辈还要写。我曾对人说我会死在书桌上，我断定与我同时代的批评家，大凡有些痴迷执着的人物，也都可能会死在书桌上。

　　这一代批评家同画家的关系过分密切，这种关系使批评家容易使用两种尺度，扬此抑彼，进而使自己失去大家的信任。即便批评家克制自己的偏爱与偏见，也不可能将某种见解推行到底。批评家的艺术观的自然流向是变化，变化的原因具有偶然性甚至随意性，同时也受制于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其直接受害者是美术创作。批评常常导致艺术家的习惯性流产，导致一些夹生半熟的艺术品泛滥成灾。

　　批评家在21世纪当然不会消失，艺坛仍然会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不过他们将从支配艺术的一股巨大势力变成少数人的事业。批评同艺术的关系将如同消防同房地产的关系一样不即不离。现有的批评队伍将会逐渐分化，有的人会变成心平气和的艺评家，有的会变成美术鉴赏家而受雇于画廊，有的人会走进书斋而放弃对美术现状的关注，更多的人会成为展览策划人。策展过程可以使有的人满足批评曾经呼风唤雨的快感，或使有的人重新焕发青春。不同的是，策划注重的是建设而批评注重的是摧毁和抨击。抨击是社会和艺术处在非常时期或非常状况下的手术刀，而人类的智力不可能让艺术停滞在非常时期的境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