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艺术与我们基本赖以生存的社会究竟是否同处于一个文明的程度中?弄清楚这个关系越来越重要了，比方说对于言论自由最低保障，应该由宪法来限制和保障，这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说到民间，我发现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对于民间概念力量的增长有不同的情况。去年年底国家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去年由国家环保总局举办了一个与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互动的讨论，特别重要的是今年一月份国务院扶贫办公室把一种赞助的项目交给民间去做，这以前是不可能的。国家也意识到，民间组织的力量具有很高透明度，而且效率都比国家机构高，所以这一点优越性可以体现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民间的力量获得国家的承认是必然的。当然，在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中，民间与国家互动的要大得多，跟这个不一样。

　　朱大可：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个人的判断和经验，全球化之后，中国加入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西方已经从所谓晚期资本主义进入资讯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资讯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广泛的传媒网络，捕捉名人的隐私和性丑闻，然后加以暴露，迎合民众的资讯渴望，以此谋求高额商业利润。这是一场全球性的“乱搞”。默多克在英国成立《太阳报》，香港则出现了《苹果日报》，迅速取代了《明报》的地位，知识分子媒体迅速瓦解，然后所有台港媒体都“苹果化”了。

　　中国大陆的“苹果化”是在21世纪完成的。2005年对中国文化来讲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娱乐元年。以“超女”和“芙蓉姐姐”这两个事件为标记，中国全面迈人了娱乐化时代。在互联网技术方面，中国处在跟西方同一起跑线上，数码技术改造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导致话语权地图发生了巨大改变，话语权被重新分配了，就像社会财富和利益被重新分配一样，话语权也开始了全面重新分配的过程。一个文学青年要是想发表一篇作品，必须以投稿的方式，而在这方面被授权的知识精英叫做编辑，由他们决定是否发表。但到了BBS和博客时代，编辑被抛弃了，文青发表作品不再需要任何批准手续，随手一贴，就可以成为一个公共作品，由此造成中国网络文学的泛滥。它的数量已经占据全球的90％。但在另一方面，国家也在不断的巩固它的话语管制权，包括发动学生担任“网络舆论引导员”，引导舆论走向，把校园政治国家化，政策化，牢牢掌控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固守传统写作和交流方式，拒绝跟互联网发生关系，借此保持其传统文化价值，其结果只能是放弃了互联网的话语权。

　　在两三年之前，有很多人写文章，欢呼互联网的出现，认为它很有可能成为公民自由言论的伟大平台，孙志刚案件是一个范例，全社会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和草根阶层都出来谴责暴行，促成了国务院关于取消暂住证的“新政”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确实起过非常好的作用，但是两年之后，尤其是去年的娱乐元年到现在为止，却发生了一系列负面事件。我们发现，互联网没有朝健康的民主道路发展，反而在走向它的反面。公民在网上维权的自由被取消了，而恶的一面却慢慢呈现出来了，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刚刚发生的“铜须”事件，一个男人把他妻子跟另一个叫做“铜须”的男人的婚外情公布在网上，结果引起了几万网民对“第三者”铜须的追杀，查出了他的全部资料，在网上公布，包括真实姓名、所在单位和家庭住址电话，等等。铜须每天接到无数个骚扰电话和威胁。他的个人隐私和人权遭到空前的摧残。《纽约时报》就这个事件采访我，因为美国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  《纽约时报》的记者告诉我说，他采访了追杀者中的一个，他非常慷慨激昂地表达他的道德义愤，说这种通奸者就要追杀。我说这个事件让我再一次看到了中国民众扮演道德民兵的可怕激情，这种场面，跟沈从文所描述的湘西人把通奸者装进竹笼沉潭的场景，如出一辙。《道德民兵》对个人隐私和人权的侵害，打着正义的旗号，成为一种多数人的暴政，被互联网广场所放大，变得更加嚣张。但其中更多人甚至连这种陈腐的道德信念都没有，他们只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铜须不过是他们游戏中的可怜的猎物而已。我特别疑虑的是，互联网现在已经不是寻求公民正义和理性的广场，而是成为憎恨者、游戏之徒和哄客的天堂。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大众文化的现状，以及追问它所带来的文化后果。

　　李公明：互联网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是自己的掘墓人，这么快就完成这个历史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互联网不仅仅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很好平台，甚至可以把精英学术的很多东西搅合在里面，就像你说的娱乐元年。比如《红楼梦》研究本来是很精深的学术研究，但在2005年成为一个红潮，在网络、影视上成为被大众消费的领域。关于对互联网的态度，有时候我也建议学生上网看看，我让他们上网看那些有思想性的网站，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帮助学生明辨是非的期待，上网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承思想的过程。在这种思想过程里，仇恨作为一种情感不完全是作为负面的东西。是不是这问题就更复杂了一点?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这样的话，关于仇恨、关于立场、关于是非等等判断力的培养，互联网起到的作用未必是反面的。

　　朱大可：仇恨是一种情感，最后会凝结为一种意识形态。《1984》描述过这种状态，必须要制造一个全民公敌，让民众去仇恨它，就变成了一种和国家组织和动员的强大力量。我们至今还在使用文革资源，仇恨成了强大的传统。爱这部分没有成长，但恨的生长却有很多现实。鲁迅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恨的资源，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也是仇恨美学的最高代表，他的仇恨被每一代青年所继承，从小学到中学，我们阅读的全是鲁迅式的仇恨。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共话语。毫无疑问，仇恨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仇恨应该得到爱的平衡，这个社会才是完整和健康的。如果我们只剩下仇恨，而没有发展对他人的博爱精神，这个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李公明：关于爱和仇恨，记忆跟遗忘里面都有太多复杂的关系。下面请中山大学杨小彦发言。

　　杨小彦：我想讲一个方言问题。生活在南方广州，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广州话，正式叫法叫粤语，能够维持到今天，尤其是粤语歌能够传遍大江南北，我想首先还是要感谢香港，感谢这个英国人统治了150年的小岛。我觉得香港和澳门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带给了我们许多东西，至今很少有人提及。其中一个就是书面语化的地方方言。

　　我为什么要讲方言呢?因为我觉得方言和社会分化很有关系，方言涉及到民间社会。在我看来，方言是中国民间社会最后的栖居地。如果方言没有了，那也就意味着民间社会的这个最后栖居地没有了，民间社会也就荡然无存。大家知道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叫《艺术人生》的节目，主持人叫朱军，算是个名主持了。有一次他采访张学友，恰好我看到了，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朱军是一个满脑袋充满了艺术呀、人生呀、努力拼搏呀、审美呀等等陈词滥调的人，他有一套通俗的关于艺术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在普通话里非常流行，也有市场。可现在他面对的是一个香港艺人，一个从来就用粤语来思考和工作的流行歌手。张学友代表的是粵语文化中的一种倾向。对他来讲，喜欢唱歌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喜欢，二能赚钱，而且赚很多的钱。当朱军问他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德艺双馨”，试图跟张学友谈艺术。可张学友却用典型的广东式的普通话说，你不用套我，我是不会上这个当的。大意是这样说的。张学友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是：唱歌就是唱歌，没有那么的哲理，什么双什么德的。香港人不叫唱歌的为“歌唱家”，他们就是艺人，娱乐圈中的艺人。我读过朱大可的一篇文章，《谈崔健的<一无所有>以及中国式摇滚》。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其中的一种用词倾向，叫“新流氓话语”。我的朋友冯原对音乐也有兴趣，平时常常听他聊这方面的话题。他也有两个词来形容南北方流行音乐的不同。他说北方的应该叫“不埋单歌”，南方的叫“埋单歌”。崔健声嘶力歇地唱《一无所有》，别人就得为他埋单，因为他一无所有，所以有资格叫别人埋单。香港有个流行音乐界的名人，叫黄霑，写了一首歌，叫《我的中国心》，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所以只好自己埋单，别人无法替你埋单。埋单就是付账。由谁付账，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无法为一无所有的人付账，而拳拳爱国心就只好自己付账。朱大可还有一个词，叫“仇恨政治学”。冯原也自创了一个词，叫“仇恨经济学”。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思。“仇恨政治学”更多讲意识形态上的事，讲一种价值观。“仇恨经济学”则涉及到付账，涉及到把“仇恨”当作-一门生意来做的问题，涉及到如何通过“仇恨”获利，又如何去经营“仇恨”。既然是“仇恨经济学”，就必然涉及到投入和产出。难道我们为“仇恨”投入得还少吗?同样，因投资“仇恨”而获得的利益，虽然少有人去算，但也绝对不会少。

　　这当中的差别也涉及到方言。普通话似乎天生的比粤语有讲述“人生哲理”的优势，有描述“思想”的优势。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甚至有一个激进的广州学者宣称，广州之所以没有思想，是因为讲广州话。这大概有感于北方总有人说广州是文化沙漠的缘故吧。其实，广州的文化入对这种说法也不用太生气，因为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指责过香港，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

　　说什么地方是文化沙漠什么地方不是文化沙漠是没有意义的。香港其实有文化的，而且是精英文化，而且和市民文化还分野清晰，互不来往，更不干涉。前些时香港电影资料馆请我和冯原去香港做一个讲座，讲述珠三角两百年来的符号变化。接待我们的是这个资料馆的老馆长，大家都叫他卡叔。我们讲完的第二天中午，卡叔来看望我们，坐着聊天，谈起了香港发行量第一的《苹果日报》。他对这份报纸非常不满，说文字太差，品味太差，版式太差，多数是胡写乱编，等等。可过了一会，他又说，也不能没有这报纸，因为它总是“骂”政府，如果没有了，就没有媒体来“骂”政府，那就麻烦了。他对《苹果日报》的矛盾心理很有代表性，说明精英阶层和市民文化的微妙关系，不是鄙视那么简单。

　　刚刚朱大可说中国现在的报纸迅速“苹果化”。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想说由《苹果日报》所带起来的“狗仔队文化”正风靡中国媒体。其实，客观来说，我觉得并不能说中国媒体真的“苹果化”了。《苹果日报》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要真的做到它那样子，恐怕不容易。广州的《新快报》改版，就是想“苹果化”多一些。还有很多报纸，在娱乐上也并不那么“苹果化”。我请过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的一个老师来给学生讲课，他就专门讲到《苹果日报》，说香港人有95％的人每天都读这份报纸，说明这报纸的意识形态符合绝大部分的香港人的需要。报纸的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市场，所以是不能随便来的。

　　说起香港报纸，就不得不牵涉到方言了．香港报纸总让那些不懂广州话的人气闷，因为读不懂。香港报纸有一套自创的方言书面语，不懂广州话，根本就看不懂．说起这个粤语，其实广州人和香港人的叫法是不同的，广州人叫“广州话”，香港人则叫“广东话”，统一的称呼则叫“粤语”，这个叫法绝对不会乱。

　　全中国也只有香港把本地方言转变成了书面语，没有一个地方的方言是会有书面语的，只要香港有。这个现象相当有意思。香港把一种方言，也就是粤语变成了书面语，于是香港人的中文写作就成了一种方言写作，香港人的市民文化，市民文章根源于广东珠三角地区，于是就几乎原汁原味地保存在这已经书面化的方言之中了。同样，广东珠三角的民间社会，也完整地保存在方言之中了。

　　现在广电部一再发文，要禁止“港台腔”，要禁止用方言拍电视剧，要禁止方言节目。其实，什么叫“港台腔”，从来也没有认真定义过。方言为什么要禁止，也缺乏有力的理由。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有文言文，有那么规范优雅的书面语，就是因为中国方言众多，所以传统文化不是靠方言，而是靠统一的书面语，也就是文言文来达成的。因为没有禁止方言，所以各地民俗才多种多样，丰富得很。

　　关键是，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多样性是不可缺少的，所以韦伯才讲“社会分层”的重要性。民间社会就是社会继续分层的一个基础。如果把民间社会干掉了，整个社会被一种语音、被一种语法、被一种口径统一起来，那分层、分化和多样性还有什么好谈的?而民间社会就活在方言中，只要方言存在，民间社会就无法消灭掉，所以我才说方言是民间社会的最后栖居地。

　　张献：雕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僵死的审美客体，有了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机制的关联，同样，戏剧作为“社会雕塑”或“社会装置”，也不仅仅只是发生在黑暗中的一个孤立的视听文本，它的现场性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观演两者不可分隔，剧场不是“反映”现实，而是现实本身。说到戏剧，人们还是习惯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单向发出的叙事努力，就像一部电影，一篇小说，一首歌曲，没有多少人了解当代文明中，戏剧的概念更多地包含了“观众”的建构，“剧场”(theater)的处理而不是“戏剧”(drama、play)的处理是更优先的任务。

　　相比美术界，戏剧界真是太不幸了。美术界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独立社会的发展，现在基本上是自治了，艺术家画画，搞作品，没人管得了，艺术品的生产、展出、交易、收藏、评价全部自行运转，可戏剧不行，戏剧的演出许可证制度，剧团剧场的全国营制度，结果没有出现美术界那种情况，把人都管死了，以至于这两年开放民营剧团的注册，根本没人响应。戏剧界迂腐的人们至今还有翘首盼望欧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先锋派排队登陆中国的，我对这种形式、风格、美学的“纯艺术”的梦想早已厌倦，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把我们的脸从舞台上转过来，面向舞台下没被灯光照亮的观众，做舞台下的工作，即建立包含观众的剧场共同体的工作，这剧场冲破传统剧场的大门，甩开愚昧而自负的消费者观众，直接建立在社会，创建一种以“社会契约”(social engaged)为基础的崭新公共空间。

　　这种做法古已有之。所有民族最初的“戏剧”实际上都是一种“无分观演”的整体参与的仪式，脱离“观众”而独立的“演员”在古希腊出现后，话语权落到了少数精英手里，从此开始了剧场中两种分离人群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此后的历史就是演员、作家、导演或制作人作为“剧场作者”施行权力和滥用权力，观众作为沉默大多数承受和反抗权力的历史。剧场文明史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观众抱着冷漠与敌意远离剧场，仅保留着类似嫖客与妓女关系的消费者态度。有鉴于此，新“剧场”空间的建立开始确立它的原则：必须划清“国家剧场”与“社会剧场”的界限，重建真实的剧场人际关系，这方面，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行动。北京草场地“生活舞蹈”基地、上海“下河迷仓”原创俱乐部、‘‘育音堂”、广州“水边吧”、济南“凌云焰”“随地艺术”、贵州“九维空间”旅行剧团等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习惯性地打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作品”已不合时宜，“作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天天发生，那种试图将一切作品“话语化”，以服膺不同话语集团控制下可能的消费群的努力全是白搭，他们不在乎你们，他们属于他们自己，他们为了他们自己，与别人无关，他们每天表演，却不卖票，也不做广告，甚至拒绝纪录。那是一种分不出表演与日常，分不出排练与演出，分不出专业与业余的暧昧状态，他们享受这种状态。他们是诗人、建筑师、律师，或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多半不是戏剧、舞蹈专业人员或学生，他们不拿报酬，自己贴钱宋排练、演出。他们喜欢利用网络，彼此交流呼应，有时候也做广告，也卖票，也接受采访。他们有时组团去国外参加艺术节，有时请外国专家来做工作坊，一道生活，泡吧，恋爱，旅行……

　　他们喜欢“随地剧场”(site specific theater)，喜欢即兴表演，说来就来，“作品”的发生令人猝不及防，把生活环境变成了“隐形剧场”(invisible theater)，实际上，他们正把建立“亲密剧场”(intimatc theater)的努力持之以恒。上海“下河迷仓”计划今年6月举办“概念艺术节”(ideas festival)，征集团体和个人的作品概念，到时候将让他们“口头发布”，评审团选择有潜力的作品发给辅导金，帮助其排练上演。为明确建立当代“亲密剧场”的宗旨，“下河迷仓”将与独立舞者小珂合作，推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亲密剧场”剧目，近十名技术和场地工作人员及“演员’’小珂将每晚只接受一名“观众”，实验其新型“剧场空间”的诸多课题。这个象征性的事件将开启一段新的历史，即告別过去20年徒劳无功地服务于“国营院团”的市场化改革的所谓“先锋戏剧(舞蹈)”、“实验戏剧(舞蹈)”，进入“独立戏剧”、“独立舞蹈”、“独立剧场”的时代。我相信，在“亲密剧场”中发生的，也是在公民社会中发生的，这“亲密关系”具有极大开放性和可能性，直指未来。它是实践领域的新生事物，没有必要仓促地给予美学和社会学的评断，实践者自己也不必早早把自己意识形态化。由于他们的活动非常肢体化，乐得静观肢体的无限多样，遐想语码的丰盈。“话语之剧”的单一“数据”(data)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读解阶层在休克，迷恋身体的年轻一代苏醒了，“身体戏剧”的复合“数据”静悄悄发生，蕴酿着革命，让我们闭嘴，不思，只是感受，或去参与，用身体寻找身体，用身体联系身体，用身体写作身体和创作身体。这里，“肉体”(fresh)只是作为身体(body)的载体出现，目的似乎是处处显示肉体之外的身之本体，身体不能宿命地仅仅通过观看被人消费，或在场外通过婚姻制度被人浪费，身体在独立空间中创造自己的“民族性”(nationality)，通过不可预料的身体与身体的联系互相同化，直致孕育出新的“剧场民族”。

　　李公明：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生活跟戏剧的这种关系不断被打破之后，表演和观看的可能性都变得非常自由。我理解它还可以真正成为公共领域，就是说特别强调没有300座位的这种教条控制之后，它具有一切的可能性。当然，自由的出现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一对一地观看的时候，公共领域会变得很狭窄。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而已，可能会有，但并不会成为一个绝对的风景。

　　王明贤：我想今天在这里讲话有两个意义，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了美术、戏剧等等，比如说从“‘85运动”一直到现在轰轰烈烈走完了，走完了以后，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从798政府都肯定了，都来关照了，这些问题到底是当代文化当代艺术的好事还是坏事呢?因为当年比如说我们参加1989年现代艺术展的时候，有一种艺术的乌托邦，就觉得现代艺术已经改造很多东西了。一个当代艺术文化确实改变了中国，我们当代艺术当代文化又被中国改造了’这种发展应该从1992年1993年开始，比如说这些所谓的折中式的建筑，当时对教会、学校，后来整个西方教会的建筑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20世纪60年代把故宫拍卖掉，作为中央办公的地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谓的城市都拆掉了，基本上全部破坏了，我们的现代建筑是怎么样的?我们从马路可以看出中国所有的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人性，我都怀疑一个农民进城，感觉会是什么样?中国其实还是有一批实验建筑在做，当然他们做的很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建筑跟这些当代文化基本是一致的，建筑走在中国文化的最前面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实验建筑开始有了一些萌芽，45年以后，像王澍都是当年很有名的建筑师，马岩松等都是有名的建筑大师，实际上外国建筑，像北京、上海、广东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中国建筑几乎没有话语权。如果国外的建筑师跟中国的青年建筑师共同创造的话，我想对中国来说应该是幸运的事。

马岩松：我是做建筑的，开始两三年，今天看到好多艺术家评论家，我对当代艺术没有怎么接触，有些事尤其像以前的剧作家、雕塑家，这些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明白的，人都在这，我想听听不同的看法。我其实也挺郁闷，在这两年里，我一直在往前冲，稍微闲一点的时候，就想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在做这个，也有好多质疑。画图出来没人看懂，我们这个工作对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意义?有没有贡献?我也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想法。

　　陈大阳：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我也很受启发，在这个会议之前，能够听到这个会议的筹备情况，当时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跟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普遍没有一个哲学说法，或者共同解释中国的这件事。私下聊天的时候，如果说能够从各个角度各个部分，所谓对中国文明的一个诊断，我是从事媒体工作的，这么多年来有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把一切按照西方标准来做，做了20年经济起来了，国际上都说中国不错，现在中国回过头来发现，我们的价值取向跟当代艺术跟文化状态，完全依西方的标准来做，当然我不是认同这种民族主义状态。等到真正人家认可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也听了各位的很多说法，里面有很多叫两人论的观点，基本上是说怎么会讨论这样一个现状，因为有官方；退一步从更大的角度更远的角度我们中国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的状态，关于两无论现状的分析，我觉得没法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也许再过五年后，看我们现在的状态，中国最乱的东西在哪里?是否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对各个领域有研究的，能够提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看法，而不是仅仅变成了又一个学术聚会，学术圈子的一个娱乐活动。实际上这里面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方法，所运用的资源不能够解释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出现的问题，这里面可能会有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现在大量消失的意识形态和意识控制，都是不能引领未来的一个发展(比如所谓的《无极》)，这个时候包括我们整个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都没有准备怎么样把未来生活方式对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进行判断。我们说得土一点，针对很多新出来的事情，包括对未来的发展和格局，我们在用一种落后的方法来判断它分析它，也许这个东西做了五年十年更清楚的会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所谓的文明诊断这个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大一统，或者一个权威就解释清楚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简单概括诊断出中国现在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会议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因为你没有红包没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就是说在学术诊断上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我自己谈的一些看法。

　　李公明：就我来想，还构不成诊断，只是对个人领域的一些想法。想法跟诊断从初衷来看就有很大的不同，诊断好像是我已掌握了病源在哪里，我来开个药方。的确是由于生活，生活里有很多感受和想法，可能没有被关注到的。这种聚会的意义就在于交流，它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真正的在大庭广众之中。

　　王永刚：我们的主题可以说并不是很深的很广泛的，是一些很具体的，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的一个主题，不同于一般的建筑院做大型的建筑，心里也没涉及到国家重点项目，或者是特别著名的建筑，我们更关心的实际上是街边这些售楼处，因为这些东西是和咱们中国现状关系密切的，比较生活化．我们考虑最早的欧洲风情出来，我当时没做城市建筑，跟老百姓探讨建筑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对火柴盒的一个反叛，就这样下去，是不是在文化上就这么发展?这也是跟包老师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把这些不是集中在一个居民层面，而是集中在大众层面，自觉的感觉到这种反叛问题在哪?通过更高一级的层次把它说清楚，这样逐渐会把中国的文化东西，让老百姓感受到。现在我们主要在做一些反欧洲风情，但并不是回到火柴盒，由于资金的情况决定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由于甲方的条件，决定我们现在做的东西也不同于火柴盒，这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变化，或者是一种力量。在没有搞清楚下一步到底怎么办的时候，现在我们采取的策略把所有问题尽可能简单化，能多做两笔我们少做一笔，越来越简单。未未说的很乱的局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消极的对待。

　　王南溟：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座谈会，信息量比较大，文化和艺术，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有它内在的规律，自身要解决的问题。回到我们具体的专业上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专业的深化是一个问题，说说容易做做难，这里面需要分化，分化意味着每个学者必然有一个差异性的呈现，通过差异性，变成一个争论性的研讨，差异才是真正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共识而用共识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是为了差异而达成共识，假如大家都把共识当作实现目标的话，至少我们从思想层面就排除了发展差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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