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05.14 09:00～17:00
地点：中国画研究院院内主题工作室
来源：《今日美术》2006•2

　　包泡：我先介绍一下发起这次会议的背景。在当代艺术理论上和艺术活动上建筑领域活动上、主题工作室在北京是一个很活跃的地方。将来也有可能写到历史上，所以今天能有幸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我代表工作室对全国各地的学者和朋友们表示欢迎。

　　去年今日美术馆开过一次会，研讨前卫艺术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美术是当代艺术发展最快的一部分，开会的目的是对前卫艺术的发展中不太健康的状态做一个批评。今年年初我跟史建、王宝菊、陈大阳、王永刚说想做一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各个部门的第一次横向的文化交流二十多年发展的状况。这次的活动也是国内第一次，我们自己先做自我批评。我说，我不当坐台老头，我们这次会没有红包，只有盒饭，没有媒体包围，都不是明星，大家对当代艺术提出各自鲜明的学术观点。为这个会我们沟通了几次，希望将来有一年一次的交流和沟通，社会发展很快，在文化艺术上会出现矛盾比较突出的重大事件。学者站起来说话，可能为我们的领导对一些艺术问题作出客观的判断。如“鸟巢问题”的全国争论。

　　朱大可：主题工作室和今日美术馆能够组织这个会议，让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谈文化艺术状况，前所未有。过去多是在同一个圈子谈专门的话题，跨领域的这种，而且几乎囊括所有领域的高层对话，我觉得很有必要，今后有可能的话，把它变成一个年度的交流，同时在日常生活里做成电子邮件群发的形式，展开跨领域的交流，这无疑是对今后中国文化的推进，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我特别赞赏的是“没有红包也没有记者”的会议，这个形式非常好，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是为了作秀，只是为了获得最新的资讯，进行有深度的交流。

　　今天到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大家一回生二回熟。今天这个会将是一个自由和畅所欲言的对话。下面请各位嘉宾发言。

　　包泡：我主要讲一下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如何同前卫艺术发展同步的。二十多年来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昨天欧共体说中国崛起了，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以来的第二次崛起。文化上是从原来的突出政治到逐步走向市场，走向娱乐文化，消费时尚。在市场转型之后，文化的转型在体制内的文化转到了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和时尚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整个民族进入了国际的大家庭，文化如何也走在时代的前面。特别深切的感觉到这个文化的发展不能像孙中山的陵墓、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些都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也有着这样的巨大的差距。我去年年底三次到塔里木油田，那里有中国石油最先进的技术，进入了国际经济领域，可先进的文化是什么?罗锅桥小亭子!农民做的穿黄色石头裙子的维纳斯!在西气东输油田，我看到在天山里现代化的大工厂，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严重滞后的不相称。实际前卫艺术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是同步的。我们原有的文化体制走向商业，走向时尚，真正的同这个国家的经济上的想适应的前卫艺术。二十多年来，中国真正的“诗人”是崔健，“一无所有”这句话喊出来的是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花生米。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末星星美展无名画家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以鲜明的自我人格价值，自我的艺术思想观念表现出来。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美术活动，是中国美术前卫艺术进入第一个高潮，这是其它文化艺术门类直到今天所有的现实。这样一个前卫的文化运动与经济发展是完全同步的，这个情况一直是各界所不理解的，星星美展的成员——阿城、北岛、艾未未都是中国当代的重要艺术家、作家。这些人物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的非主流的恰恰是同当代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流潮，它的发展规律过程值得我们研究总结。这个过程跟经济不一样，文化上我们没有开发区，也没有像经济那样的有一个鲜明的政策方针，而是正相反。圆明园家群体：方力钧、岳敏君、杨茂源、王音，这些文化群体表现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神上、文化上对原有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是一种叛逆．可恰恰正是这些年轻人从圆明园东村走向了国际，成为了当代艺术文化的主流。对这种情况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直到最近，去年年底北京市市长亲自到通县小堡杨少斌家里做客，给予肯定和支持。同样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北京的索家村和费家村，这两个村可能文化界的同志不太知道，都是垃圾场和废品收购站、污水横流环绕的地方。但是这里居住了国内外二三百名的艺术家。1995年中央美院临时借用工厂作校舍后，先是建立了各种的画家的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数百家，就是798文化现象，美德曰法英荷韩等等国家的数十家的画廊纷纷在798建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出版媒体进驻798。应该说在望京地区的中央美院、费家村、索家村、北皋的艺术家工作室，画廊连同798形成了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化艺术产业。这是中国要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缩影，实际已经在逐步形成了。美术的前卫艺术从思潮到群体到艺术中心实体，一直到影响国内外的望京地区文化中心，这是文学、戏剧、音乐、电影所不具备的。前卫艺术家已经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认可。比如“9．11”后，10月份蔡国强在黄浦江两岸做的烟火艺术，张艺谋也不得不考虑要请蔡国强参与奥运会开幕式创作。中国的前卫艺术不断地走向国际，在国内也得到了各个方面的认可。政府似乎也有意将798当成中国一个文化的阵地，这个现象也是希望其他各界同志们来参考。今天美术界的人最多，另外我简单的说两句建筑界的情况，因为建筑作为人类文明最大的载体，我们的建筑艺术应该说和美术是一样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洗礼阶段，中国建筑文化我强调一点，应该说从梁思诚到吴良镛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折衷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国家大剧院、鸟巢、新央视的建筑方案的实施，标志着这段历史的结束。张永和是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的开始，是在理论上、学术上和行为上的带头人，但是建筑领域教学上还是培养工程师的体制，整个体制和现代文化是不相适应的，在建筑问题上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像国家大剧院、鸟巢和中央电视台的通过，中国将有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政治家有这个胆量和魄力，同样另一种声音保守的力量，还是主流，四个院士想向中央发难，这些问题要害实际是文化上的保守力量的反扑。所以我希望将来对当代文化问题大家能站出来说话最好。这就是当代文化前卫艺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步。

　　朱大可：我听出来您的意思了，美术是好的，建筑是很糟的。我对您的意思有不尽相同的看法。美术跟当局的越来越趋于合谋的状态，未必是件好事。地方政府对此(大山子的798)的关注，虽然是政府的进步，却未必是艺术的进步，艺术应该保持更大的独：立性。我担心特殊的官府关照，会导致某种不健康的状态。艺术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也是如此。市场一方面培育了艺术，把艺术家变成脑满肠肥的中产阶级，一方面也在把艺术变成它的奴隶。这是一把双刃剑。下面我们请冯原发言。

　　冯原：首先感谢这个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这个会，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叫做“批判的力量”，而我过去所做的事其实与批判的关系不大，反而与经济的关系更大些。我过去曾经在美术学院当老师，后来我主动辞职下海，不过我下海所做的事情也是跟艺术有关系的，我很早就开始经营画廊，那个时候中国的画廊业还根本没有起步。然而，这种经历却使我无意之中获得了许多来自生活现实的经验，当我在近几年转入到批判的领域时，这些直观的经验其实还是很有用处的。说起画廊，昨天我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算是一个很奇妙的、有很多奇思妙想的人物，他就在一年多以前，创办了北京的现在画廊，而他对于艺术品的认识源于三年前的春节我们在广州的相遇，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名牌手表的收藏者，我首先带他买第一张画，从那以后，到今天为止短短三年，他已经成为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界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人物，当然，这种影响并非来自批判，而是经济力量的介入。谈起他，我的意思正是要把经济的力量和批判的力量作一番比较。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我曾经就跨越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今天这个会议的题目叫“批判的力量”，而批判的力量又是如何显现出来的，这正是我关心的问题，其实我从经营者跨人到批判这个力量领域来，经济力量和批判力量其实构成了某种反向的对比。先说一说批判吧，我觉得从王南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批判的力量形式，那是尖锐的形式，不合谋的形式。我的判断结果是，批判本身永远是一种左翼力量，当然也就得归属于少数派了。少数派要强调他的力量，批判是最好的形式。反过来说说经济的力量，这一点我仍然以我的那个朋友为例，昨天他还跟我介绍他有一大构想，这个方案很有意思，以至于他的想法简直有点像行为艺术家了，简短地说，就是他提出一个改造工人体育馆的构思，他本人不是建筑师，不过他从经济人眼，居然也提出了一个改造旧建筑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方案。未来的工体会全部改装成另外一个东西，改装成一个叫“庆生会”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专门用于庆贺生日的地方。我们想一想，因为北京以人口计算，每一天有四到五万人过生日，整个宏大的工人体育馆变成一个通体透亮的超级建筑，而工体原来的形状确实就像一个生日蛋糕，除了这个项目，他还要委托一批年轻新锐的建筑师，比如王晖等，同时盖一个叫艺术体验式的酒店，由于所委托的建筑师本身就具有也是非常前瞻的实验性，这样，经济的介入把实验性、独创性和效益完全结合起来，我们实在是很难区分，当经济化身为艺术行为时，经济已不再是单独的形象了。我想经济对艺术的介入，在这个例子中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形式，其实是一种以新的方式介入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定义它，这种转换给我们对社会现象展开批判带来了新的挑战，投资商本身的眼光和创意已经开始渗透文化领域中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文化现象是复杂的当然，也正因为这样，批判作为一种反向的、左翼的力量，文化的复杂性对施展这种力量的确提出了一种挑战。刚才包泡先生也谈到建筑领域的一些问题，谈到折中主义建筑的问题，总体上来说，我们应该观察到隐藏在建筑内部的那些文化与经济策略，很多候我们并不容易把艺术性从政治经济中区分开来。就刚才谈到建筑这个现象来看，我觉得根子点还是有个民族主义的影子在里面。在这方面，我们中国跟日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对象。我想起1964年东京奥运会由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体育馆，显然，日本人并没有在这么重要的场馆设计中选择外国建筑师，为什么今天中国人还在为本土建筑师和洋建筑师之间争论不休?那是因为日本早就把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期就解决了，那个时候，他们放弃了民族主义策略，而是采取全盘西化的策略，这个策略跟中国的民族式折中主义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一方面走人彻底的国际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国际主义的潮流中保持他们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奧运会这么一个重要项目而言，国际式或西化与民族性的矛盾全部化解了，反过来看看中国，中国这个问题一百多年以来都没办法很成功地化解。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里。在某种意义上，建筑上的状况确实可以成为先锋艺术的参照对象。刚才朱大可总结的一句话就是这样，是不是建筑就是糟的?而美术就是是好的?一句话，当我们谈到所谓的前卫或当代艺术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它们从社会的格局中抽取出来，我们应该考虑到今天的艺术生产方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已经成为渗透到艺术中去，艺术同样受到利益原则的驱动。我们不能太过于简单地把它们分裂开，以至于简单地认为艺术仍然保持着某种想当然的纯洁性。而对这种真相的揭示工作，正是留给从事批判的人的最后的事业。就此而言，批判就是不合谋，不仅要主动地远离政治经济的力量，甚至于还要远离那些带着艺术的面孔而实际上却不择手段地寻求利益的纯洁的艺术。我本人算是一个小例子，从经济圈转到了批评圈里来，那是我相信批判的确是有力量的，但是这个力量一定要有一种策略或者一种精神的支持，这个力量肯定一开始是少数的。如此的话，还是得回到刚才说的合谋的问题上来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中能够跟政治、经济不合谋的东西最有可能也就是批判的精神，其它的东西，无论是建筑还是艺术我不太认为它们完全能够离开这些东西的支配，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说批判的基本原则是采用一种不合谋的态度的话，那就是说批判的精神要点在于它的自主性，拥有了这种自主性才能保持跨越不同领域的力量，我相信，这个不合谋的力量在一个合谋成为潮流的年代里，肯定会越来越有力量。

　　朱大可：批评在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批评这个词本身是注定要被误解的。它本来包括描述、阐释、说明和批判，现在被简化了，要么是专门表扬，要么专门骂人，这种二值逻辑是对批评的严重误解。下面请汪民安先生做一个发言，从哲学的角度来描绘一下今天的主题。

　　汪民安：我住的地方在望京，望京是一个没有街道的地方，到处是高楼，到处充斥着大马路，里面就是没有散步的地方，在这里生活很乏味，每天想出去走走，就是没地方可走。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这个城市要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无法散步的地方。北京现在越来越大，你出门只能坐车，后来我发现对北京这个城市我越来越没有什么感受了，你的行走，就是永远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整个路途都与你无关。慢慢地你会发现，整个城市都同你无关，你只是对城市的某个地点，某个你要抵达的地点感兴趣，因为城市的细节没有了，城市的多样性和秘密没有了，城市的街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车道。在北京城散步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没有人散步，谁来体验这个城市?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行踪、一般作息的计划都是安排好的，井井有条的，我们每天的行走是固定的，重复的，单调的，那么，整个城市，在我们的行走线路之外的整个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无所知的。我就想，这个城市到底是属于谁的?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仔细想想，今天实际上只有两种人了解这个城市的秘密，他们每天在接触这个城市。第一种人就是站街的妓女。有一天晚上我经过东三环，在希尔顿酒店那边，是个夏天，晚上十二点多钟了，我发现那个地方有很多妓女站在三环边上，不断有小轿车开过来了，里面一个男人探出头来，一群女人拥上去，男人选好了一个，谈好价格，女的上车了，一起走了。我想妓女如果每天在这个地方站街的话，每天跟随不同的男人到处行走的话，肯定知道北京的大大小小的秘密，知道北京大大小小的细节。因为，她们有危险性，她们要知道回来的路，知道夜晚的恐怖，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会非常留心，因此，她们会非常注意细节。即便是在闪烁的灯光之下，她们也要对城市仔细观察，要对行走的路线仔细观察。尤其是在所有城市人沉睡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她们在工作，她们不断观看城市的秘密，观看城市的梦境。妓女对她所经历的城市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褶皱，都了然于心，她们才是城市的有心人，她们在真正地体验城市。同时，妓女在跟每一个陌生男人相遇的时候，她也要观察陌生者。从事交易的男女双方都会互相探讨对方的秘密，双方互相产生好奇心。所以妓女是真正对城市秘密的探讨者，她们既要求发现城市空间的秘密，同时也要发现城市中这些男人的秘密，妓女在很大程度上在探讨我们这个城市的秘密和经验。

　　另外一种城市的探秘者是出租车司机。同妓女相类似，比如在北京城里，他也要到处观察路径。对我们普通居民而言，我住在东城，如果要到西城，可能会好久才去一次，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城市完全变了，西城好像突然不认识了。但出租车司机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他对这个城市每一片细小的痕迹，对于城市那种缓缓的变迁是很了解的，他知道哪个地方又建了楼，哪个街道又拆了，总之，他知道城市是怎样缓缓生长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乘客在出租车上是不把出租车司机当人的，比如两个乘客在家里不能说的，在公司里不能说的话，可以在出租车上说。甚至是一男一女可以在出租车上做些只能在卧室作的事情。但是，司机又是这个车的主人，这个车属于他所拥有。因此，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他既是这个车的主人，同时又不是这个车的主人——他驾驭这个车，但是却像车的机械零件一样。对乘客而言，出租车司机既存在也不存在。出租车司机不看车内的事件，但在不停地往外看，他对城市的秘密充满好奇心。尤其在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好奇，他们特别喜欢跟乘客交流，而且他很愿意在狭小的空间里和乘客构成社会空间关系，有时候要故意和乘客达成一致性，出租车司机在狭小的出租车里可以建构一种社会空间，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了解城市人，知道所谓普通市民很多的心里秘密。出租车司机和妓女这两种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在不断的体验这个城市，他们才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工作中和这个城市构成社会关系，妓女也可以跟她的顾客构成很尖锐的但又是冲突性的关系，同时，这些顾客因为都跟某一个妓女发生关系，尽管他们可能互相不认识，但是由于跟妓女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彼此之间构成隐秘的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中的人即便互不相识，但是借助身体的联系，和汽车空间的联系，他们有了一种呼应。

　　妓女和出租车司机之所以能够体验我们的城市，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使然，他们是被迫的。晚上在大街上漂流，完全是为生存所迫。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今天还有没有谁去主动地体验我们这个城市?主动接触这个城市，发现这个城市的魅力?有没有像19世纪博德莱尔那样无所事事之徒在街上闲逛?他们以发现城市的魅力为极大的乐趣，他们每天观察城市，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心。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基本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大概还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吧，还有一点这样的影子。中学生他一方面对家庭充满厌倦，另外一方面对学校充满厌倦，他们想走上街头。中学生还有一个特点，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北京这么一个大的现代都市，如果真要去探讨这个城市秘密的话，博得莱尔的步行方式是不行的。汽车也不行，夹杂在车的潮流中完全没有自主性，汽车里面的人和这个城市的距离太遥远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自行车才能去体验这个城市，因为自行车非常轻活，可以随时启动，随时停下来，又比步行更加快捷和灵活。只有自行车才可以探讨城市的秘密。谁去骑这个自行车呢，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在《十七岁的单车》这部电影里，少年骑着自行车在大城市里游荡。其中一个是农村来的孩子，农村里的孩子有了自行车就好象可以驾驭整个大都市一样。如果是城市的孩子，骑车是他成年仪式，他有了自行车可以走出家门和学校，可以谈恋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几岁的孩子，只有他们，才在城市当中骑着自行车探讨城市的秘密。

　　我们不断说探讨城市的秘密，发现这个城市的丰富性和细节，但到底什么是城市的秘密和细节性?我们很难说城市的秘密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探讨城市的秘密，但城市的秘密和丰富性在哪?实际上，你永远找不着它，它似乎在某个地方，但又不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你要去找他，你必须不断的去找它，不断的激发你去探讨它的欲望，一旦你以为找到了这个城市的丰富性和细节性的时候，它马上就逃跑了。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秘密的真正的线索是一个逃跑线，你只要追逐它的的时候它就没有踪影了，但是恰恰这个逃跑线使你不断的寻找，激发你对这个城市的兴趣，激发你关注城市秘密的欲望，这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最大理由。北京现在巨大的拆迁，使得城市的秘密都进一步地敞开了，原先的那种暧昧的充满着细节的城市已经变成广场式的透明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追逐这个城市的欲望都没有了。整个北京城的当代建造，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使北京变成一个敞开之城，透明之城。北京的褶皱被刮平了——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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