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后殖民当代艺术”批评中的普遍主义和国族主义》一文中批评了河清在中国后殖民当代艺术的批评中的“文化国族主义”的“思维偏执”(文章不是主要针对河清一人)【1】，没想到河清不去反思它的当代艺术批评明显存在的严重问题(详见上文)，反而在回应王南溟和我的《可叹的“狗不理学术”》一文的“莫把‘新殖民’误作‘后殖民’”部分中，以前辈自居，恼羞成怒地“教训”和“讽刺”起我这个他认为的“后辈小子”来【2】。仿佛他的学术就靠那些无理和无聊的“教训”和“讽刺”才能撑得住似的。且不说河清的那种以前辈自居而又无理和无聊的做派是否还有在他这种“前辈老人”(我还是不用“前辈老朽”对应他称我的“后辈小子”)中根深蒂固的“父权专制主义”意识在作怪，单看他的“教训”和“讽刺”的“无理”和“无聊”本身，就知道河清是一个具有怎样的学术水准和品格的“学者”。

　　河清批评我和王南溟错把“新殖民”当作“后殖民”，并讽刺我说：“他先是将中国‘当代艺术’称为‘后殖民艺术’，接着把自己对这种艺术的批评也叫做‘后殖民批评’。于是就有这样的理论奇观：他用‘后殖民批评’去批评‘后殖民艺术’。反方被称为‘后殖民’，正方也叫‘后殖民’，这样的‘学术’简直是见了鬼了！”。让人惊讶的是，河清似乎不仅完全不熟悉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语境，而且连我的文章都看不清楚(莫非是有意？)。河清所说的“后殖民”实际上是指“后殖民主义(理论)”(将“后殖民主义”简称为“后殖民”是极不合适的，它很容易引起歧义)，而我文中“后殖民艺术”(“后殖民当代艺术”的简称)和“后殖民批评”(“后殖民当代艺术”的批评的简称)中的“后殖民”是指“后殖民状态”，两者不能混淆。而“后殖民”状态其实就是河清所说的“新殖民”状态【3】。我之所以用“后殖民”而不用“新殖民”一词来界定那些“被殖民”的中国当代艺术，那是尊重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语境中已经约定俗成的词语及其涵义。大概现在只有河清、周彦等尽管已经回国(或经常回国)，却似乎坚决拒绝进入中国文化语境的留洋博士、教授，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界习惯用“后殖民”而不习惯用“新殖民”来指称相应的中国当代艺术。所以，拙文中的“后殖民艺术”不是指“后殖民主义的当代艺术”(有“后殖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当代艺术)，而“后殖民批评”也不是指“后殖民主义的艺术批评”。我的“后殖民批评”依据的而是文化的“普遍主义理论”(包括部分“后殖民主义理论”)，这在拙文中是重点阐述的。用“文化普遍主义”的艺术批评理论批评“后殖民艺术”难道还有什么学理矛盾？而河清自以为抓到了拙文的什么“硬伤”，于是如获至宝地讽刺起来：“这样的‘学术’简直是见了鬼了！”；“这算是哪门子‘后殖民’理论家？”，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盲目自信而忘乎所以的人！

　　其实，一个词的涵义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离开了具体的文化语境，这个词是没有确定的涵义的(任何词语有没有先验的本质涵义)。今天，我只好明确地告诉那些似乎怎么也不愿意进入中国文化语境的河清等留洋学者，在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语境中，“后殖民艺术”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特定的涵义(见上述)，大多数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都明白它的内涵所指(也说明“后殖民”比“新殖民”更适用)。如果有西方学者(包括那些留洋学者)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一现象，他应该尊重中国文化习惯而改用相应词汇，而不是强迫中国学者改变自己的文化习惯而迁就西方学者，这应该是学术交流的起码规范要求。河清不是自称“文化民族主义者”吗？，怎么连这一点中国文化主体性都守不住呢？这到底是谁“见了鬼了”呢？

　　河清批评我所主张的“文化现代性”(自由、民主、尊严、开放、博爱……)“并没有超越东西方文化属性”，“普遍主义现代文化”也“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文化，不可能抽象地存在”，所以应该推崇“文化国族主义”。于是，河清对我将他的当代艺术批评归入“体制内”(指文化价值取向)，将他的“文化国族主义”斥之为“狭隘、极端、变态”，将他的批评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强制话语”批评为就像是被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洗脑而最终使脑子出现的严重“思维偏执狂”……感到十分丢面子，所以又恼羞成怒地讽刺我“无知者无畏”；并“教训”我“好好多读一点书”；而且还要像一个“怨妇”那样不停地向人唠叨(不仅仅是在回应我的文章中)：十几年来他如何如何批评“体制”或官府(如反对三峡工程、质疑“体制”政治经济“精英”过于亲美、批判央视新大楼中标方案、置疑官府招安中国“当代艺术”等等)；如何如何比别人懂得多(何况那点“普遍主义”的公理)；如何如何比别人读书多(包括中文书阳文书)……仿佛河清真是一个被人误解的“国族英雄”。

　　河清大概是想借他十几年的“业绩”来证明他现在的“文化国族主义”艺术批评不是“体制内”批评，而是一种“独立”、“自由”的批评(所谓“是站在体制外的一种独立声音”。其实这种“旁证”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然而，河清对体制内的批评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否定中国文化应该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开放、尊严、博爱……的普遍主义的文化现代性”，将这种“普遍主义的文化现代性”说成是“西方文化性”(所以他要根本否定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历史价值和意义)，那么，他的“文化国族主义”就是要反对“普遍主义的文化现代性”，而推崇文化的“中国本土性”，但文化的“中国本土性”实质上就是文化的“中国传统性”，因为，在中国本土文化走向“现代性”之前，“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推崇文化的“中国本土性”实质上恰恰是一种“体制内”文化价值取向，因为“体制内”文化(就是“官方文化”)直到今天仍然实质上在推崇文化的“中国本土性”，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既存文化秩序(传统文化秩序)。尽管河清的当代艺术批评与“体制内”文化的立场和出发点也许不同(但愿他真的不同！)，但它们最终必然会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因为，河清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可能不维护既存文化秩序？这只要比较河清与“体制内”艺术批评界的王仲、陈履生之流，他们批评中国当代艺术的依据、方法论、语汇、文风、结论和社会效果等是何等相似，他们的“体制内”文化价值取向又是何等一致，就可以再明白不过。所以我才批评河清的“文化国族主义”艺术批评实质上还是“体制内”艺术批评(与那些公开的“体制内”批评家一样)，而且是变本加厉的，也所以是“狭隘、极端甚至变态”的，他的那套“国家意识形态强制话语”才像是被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洗脑而出现的严重“思维偏执狂”的(我绝没有用语不敬的意思，而是对他的思维状态的形容。尼采不就是“思维偏执狂”吗？河清说“被洗脑”的人是“傻子”显然是留洋博士的“天真”，那些人简直是“聪明绝顶”)。这绝不是像河清所说的因为我将他为“国族”说话误解为为“体制”说话；也不是“将许多立场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人，统统强行混入‘文化国族主义’概念”，而是他们本身具有内在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河清就像一个渴望逃离“体制内牢笼”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人，竟然将西方学者(如亨廷顿、莱维－斯特劳斯等等)在表面上质疑西方文化的“普世性”、“世界性”等而强调“文化个性”的观点，作为他的“文化国族主义”的立论依据【4】，却根本不明白，那些西方学者实际上只是为了通过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批判，从而为陷入困境的西方文化寻找出路，即通过对西方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的某些性质和价值(绝非全部)的重组，并引入西方文化系统中，为西方文化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以克服因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而带来的西方文化僵化的危机。从西方文化的角度讲，这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所谓的“普世性”、“世界性”等)的自我批判就是一种“跨文化超越”，它决不是要否定西方文化所包含的“普遍主义”文化现代性本身(也不是说现代性文化真的就没有了超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普遍主义”的性质，如果文化的“普遍性”都没有了，各文化间如何能够交流？)，反而是通过对边缘文化的“再造性”引进而补充、丰富、强化、推进了“普遍主义”文化现代性。这种跨文化超越是文化的不断“优化”、“完善”和“境界的提升”(对人类文化理想来说)，它实际上是“文化进步论”中的“文化优化论”(或者说“文化完善论”)内涵(而“文化进步论”中的弱肉强食的“文化进化论”内涵则是应该否弃的，尽管这种否弃在文化现实中是如此艰难。所以应该将“文化进步论”重新定义为“文化优化论”)，因此，旨在“文化优化”的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批判，决不可能真正否定“普遍主义”的文化现代性(当然也不会是真要否定自己的现代文化)，而推崇什么“国族主义”的文化本土性，除非西方想回到文化的蒙昧、野蛮时代(那才真的不需要文化现代性的独立、自由、民主、开放、尊严、博爱……了)。而河清还以为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西方当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时期)真的是一种反“普遍主义”文化现代性和推崇“国族主义”文化本土性的文化，所以他在《现代，太现代了！中国》艺术中要发出这样的“豪情壮言”(苏坚语)【5】：

　　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相当程度地是起因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缺乏客观而深刻的理解，对西方“民主”、“人权”、“自由”等概念抱有乌托邦情结的美化和理想化。

　　其实，“民主”仅是一个动听的字眼，一种虚幻。

　　“民主”……只是在西方古代“小国寡民”的城邦曾经适用，对于现代大国，是一个不可实行的乌托邦。

　　人民永远不可能自己作“主”。他们上面必定有一个官僚管理体制。不管该体制是以君主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都是该体制在作主。

　　任何现有的“民主”政体，都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的民主。

　　民主只是一种游戏。……西方“现代民主”的观念，与西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观念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它是个人中心主义在政治上的放大。

　　其实集权并不可怕。集权并没有什么可讳莫如深的。集权并非为“封建”所专有，集权也内在于“民主”。尤其是，集权深深根植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国需要集权，中国人需要集权。集权符合中国文化“大一统”和“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当然，这种集权是“为民”的。

　　“民主”是空的，“为民”才是实的。

　　中国人从来都不相信“民”可以成为“主”，从来不相信最高权力属于“民”，但认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君”必须“为民”。只有“主”而“为民”才是真的。

　　东方的集权有自觉的“为民”意识。

　　再说“人权”和“自由”。“人权说”认为每个人天生而具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力，诸如“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等等。但这些抽象的、形而上的断言，从来都不可能在经验现实中得到验证。

　　只要稍有一点客观良知的人都可以看到：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同样，人生来也是不自由的……所谓“天赋的”平等和自由，只是代表了人们在情感上或道德上的一种愿望，在社会真实中并不存在。……那种“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在哲学上已经死亡。因此，这个“抽象的人”和“普遍的人”所享有的诸种权利，也日显站不住脚。

　　今天中国最需要启蒙的不是百姓大众，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义蒙昧”极深极固，……如今中国知识分子正患着狂热的“现代病”，“脑袋”得起病来，国之岌岌可危，自不待言。

　　这种“现代病”，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现实完全无知或不愿深知，而总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价值来套中国。……幻想有朝一日中国也像西方一样“民主”、富裕……

　　毛泽东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英雄。

　　毛泽东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五四新青年”。“五四”否定中国旧文化的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始终根深蒂固。……他的成功，是在他将这种西方理论顺应中国文化现实之时。他的错误和失败，是在他脱离中国文化现实，无视中国文化内在抵抗力而强行实施这种理论之时。……

　　“文化大革命”也是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场大实践和大幻灭。

　　中国不是太“封建”，而是太“现代”，太“现代”了！

　　……

　　河清自称是一个饱读古今中外著作、“有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精神的读书人”，但他的“文化国族主义”居然能够将现代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尊严”、“开放”、“博爱”……等精神内涵以及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认识到这种地步(其荒谬性可参阅苏坚的文章《河清的豪情壮言》【6】。河清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那些“豪情壮言”的学理呢？)，真让我惊叹河清博士真是一个“多读书”而又“会读书”的人——一个“把书读到牛屁股眼去了”的人(我绝没有侮辱河清的意思，这只是我家乡的一句俗话，意指读书不求甚解以致胡说八道。河清说我的文风与王南溟相似，我自愧学不了、也无意学王南溟的文风，大概这一句有点像吧)。

　　河清显然不清楚中国当今长期深入中国文化现场，与中国旧文化(传统文化)拼杀而崛起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算不上，但心向往之)的学术状况(思想、立场和治学方式等)；也显然没有搞清楚“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新的有意义的学术思想就是靠多读几本书就可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总要不时地向人炫耀自己是如何的“博学”)。他哪里知道，从根本意义上说，新的有意义的学术思想不是学者在书斋中所谓“独立思考”出来的，而是在文化的社会实践中通过人(主要不是学者自己)与旧文化拼杀而“经验”出来的(学者只是敏感地观察到并描述以及进一步预言了这种“经验”)，没有这种“经验”或者根本看不到(认识不了)这种“经验”，哪怕你读再多的书也只会“本本主义”地胡说八道(今天河清的所谓“文化国族主义”就是如此。我这里决不是反对多读书，而是主张要在文化的社会实践中“经验主义”地读书)。所以，一个处在某种文化第一现场的人(比如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商人或知识分子等)有时比一个研究这种文化的大学教授具有更新、更有意义的某些思想(请注意我的用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孙志刚被打死事件”就是明证)。而要能正确认识文化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如果没有坚持“真理”与“正义”的根本立场、学术良知以及一定的学术悟性(包括能够深刻理解和承认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等等天赋权利的根本立场和能力)，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像河清连“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基本的现代文化要求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也是根本“不应该”的事，还怎么谈得上“真理”与“正义”的立场以及学术良知和悟性？)。在深入文化的社会实践的现场(尤其是第一现场)中、在与中国旧文化拼杀中而诞生的学术思想才具有鲜活的生命(今天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就是这样)，因为它总是与人的进一步“解放”密切相关(所以“自由”是“文化现代性”的本质，它是一切普遍主义现代文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河清如此反对现代文化的普遍主义，莫非做惯“奴隶”还有了幸福感么？！河清难道不能从“孙志刚被打死事件”、“黑龙江几百小学生被洪水淹死事件”、“克拉玛依市几百师生被大火烧死事件”、无数“矿难事件”、“农民工欠薪问题”、“打工待遇不平等问题”、“小姐问题”、“农民土地被侵占问题”、“民主选举被操纵问题”、“贫困问题”、“失学问题”、“三农问题”、“人口问题”、“城市向农村扩张问题”等等背后的人权、人性问题等等社会文化实践中，“经验”到一点做“奴隶”的苦痛和中国文化的某些“现代性”要求和可能性呢？今天，河清应该明白，真正在中国文化现场与旧文化拼杀出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决不可能与“体制内”学术具有相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决不可能成为官方文化专制主义利用的工具，而河清的所谓“文化国族主义”恰恰相反，尽管河清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尽管我到今天还愿意相信河清的“不自觉”，但愿这不是我的“幼稚”)。不然，河清就不仅仅是“无知者无畏”，而更是“无耻者无畏”，乃至“恶人作恶”了。

　　注释：

　　【1】吴味《“后殖民当代艺术”批评中的普遍主义和国族主义》，《美术同盟网》2006年7月“评论”栏。

　　【2】、【4】河清《《可叹的“狗不理学术”》，《美术同盟网》2006年8月“特别搞搞震”栏。

　　【3】王南溟《周彦的文章浑身是病》，《美术同盟网》2006年2月“特别搞搞震”栏。

　　【5】、【6】苏坚《河清的豪情壮言》，《美术同盟网》2006年2月“特别搞搞震”栏。

　　2006年8月上旬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