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留传统文脉

吕胜中：最近我为什么老在电视里看见田青啊，大奖赛评委、古琴介绍……真烦！又出来了。每次出来我还得看。
田青：我以为你想我呢！像这种坏人见面就讽刺我嫌我上电视多了，我给你讲我两个原则，第一音乐是专业，这是我要做的事，决不上那种瞎捧场的电视；第二是说我要说的话；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说。我就坚持这两条，你作为现代人拒绝电视也不对的，我干吗要拒绝啊，顺这个势。
吕胜中：古琴那次我觉得挺好的。
田青：还有琵琶，也是宣传点中国文化，这些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好像林语堂写过的，他们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年轻时穿西服皮鞋，拿文明棍，满口洋文，老了以后改穿长衫布鞋，拿一本《楚辞》。所以中国文化的确是个有年纪、有资历的文化，你必须有资历、有阅历才能欣赏它。年轻人喜欢的比较少，像我们这些人从小就喜欢，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一般的年轻人都叛逆啊，小时候是远的地方就好，比如说美国。我们年轻时是喜欢苏联。
吕胜中：我觉得现在我们满脑子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其实可怕的是一种精神的断裂，这种断裂以后是很难接上的。比方京剧、民歌，现在也有好多年轻人去听，但实际上是意识到与这些有距离，想缩短这种距离。
田青：前几天的《实话实说》里，把陕北唱民歌的王向荣叫去了。当时有两种观点，有一个人说，民歌这些东西亡不了，我听着这个没道理。我谈的就是现在整个产生民歌的土壤变化了，生产关系变了……
吕胜中：好像有一个人跟你提出相反意见，说这样说就不发展了？
田青：当然我们想让它发展。
吕胜中：不，你说进博物馆。那咱俩意见统一，我也认为民间艺术最好进博物馆，这是一种最好的保护。
田青：进博物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东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想让它发展都不可能……
吕胜中：不，应该分清楚，我们所说的民歌，或者是民间艺术其实指的是“传统”。你可以以各种形式发展，但在今天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发展下去都不会是传统的概念了。
田青：对，你那是从根本上说了。我们没办法让多元化社会都接受我们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我们搞传统的人心态也越来越正常。比如那天我看到什么儿歌也要抢救，我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抢救，我们就干自己的事，谁喜欢就干，从来就是知音找自己的知音。尤其在将来的社会里，你搞你的前卫，我搞我的传统，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另外，我觉得，进博物馆本身是对这些东西的肯定，好东西才进博物馆，我花两毛钱买点破东西能进博物馆吗？你那唐代的一块破砖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不具备文物收藏价值。得在那个时代就值钱的东西留到现在，才能值钱。为什么红木家具留到现在值钱，它在那时就值钱。
吕胜中：我反对。我不认为它与是否“值钱”有绝对的关系，在民间有好多刚刚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小玩意儿可能还不用两毛钱就可以买来，就没价值啊？
田青：民间值钱，但民间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留下来。所以进博物馆应该是对这些传统东西的肯定。
吕胜中：不要以为凡是民间的就是好的，也不要以为凡是眼下人们觉得值钱的就是好的，是吧？
田青：我为什么想到博物馆化，这是我研究韩国和日本对待传统艺术的态度时想到的，比如日本的“能”剧，它就是那个博物馆化的东西。所有的日本人从小就被告知，这“能”是我们古代的东西，是好东西。大家知道拉倒，谁也不花钱去看。除非外国人来了，他陪着人去看，装出一副懂的样子，你仔细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冲你笑笑：我们也不懂，但这是我们祖先的好东西。够了，将来这样就够了。一提起某个传统东西，大家说，这是老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喜欢，所以我说博物馆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吕胜中：我觉得不是，它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博物馆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它不是一间房子，也不是一个“民俗村”，是现代社会给传统文化的一个宽敞的位置。1986年曾经有人提出像保护生态一样搞民俗保护区，让住在里面的人，小孩戴老虎帽穿老虎鞋，老头穿老棉袄，不看电视看皮影，当时我就觉得太可笑了。整个中国都变成“外国”了，留那么一块小地方就能挽留住中国风水文脉吗？应付民间传统文化老祖宗呀？拿俺农民耍猴儿呢？
田青：一厢情愿。那天我也讲了这个，就是说不能为了满足一些欧美旅游者的兴趣，我们中国就不发展。十几年前我就听外国人谈过，说你们建这么些大楼有什么意思，我跟他辩论，说我们中国人也要享受这种现代的物质生活。他希望大老远到中国来，看到小桥流水，一些小风车，然后牛背上坐些牧童吹吹短笛。凭什么为了让你高兴我们就永远原始，那不可能。现在反过来作为文化人，我们也有点希望人家王向荣就在屹梁梁上，天天唱山歌。
吕胜中：他看起来不土嘛。
田青：他已经洋了。而且穿这身衣服一看就像地主，白的纯丝的带团花，是圆口鞋，但是牛皮精致的圆口鞋。王向荣的民歌我那天听他一唱，觉得和以前大不一样，那种山野之气没有了，更多的是迎合城里人的一些东西。最近倒有个事，前段时间有个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县里非常想在文化上打个翻身仗，穷困县还拨了不少钱，搞他们所谓的摸索，就怎么跟国际接轨。结果搞了一台不伦不类的东西，到北京来演，就好像把斯特拉迪瓜利的小提琴刷了一层油漆一样，把民间的东西都按照他们的审美标准刷了一遍，结果到北京反响平平。
吕胜中：已经来过了？
田青：来过了，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们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了，现在县委非常重视，想请一些我们这样的人到那去给他们谈一谈；另外找一些传统真正好的民歌听一听。哎，我说这好，就到土窑洞里听一听，听听有没有真正好的，你去不去？
吕胜中：倒不是不可以去，我就是怕听“和国际接轨”。什么事也指望着和国际接轨，就差把名字改成“联合国”了，很多人只不过是想搭乘“中国传统文化”的便车到处兜兜风，根本不想对传统文化本土负责。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搞的还是“国际连线”。西安市要与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建立交流项目，西安市女市长对赌城市长说，当然西安不能搞“赌博”，主要希望介绍一些拉斯维加斯的演艺活动，特别是那里的“街头演出”种类多，质量也高，迫切希望能介绍一些进来，因为这位女市长觉得西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当时觉得很可怕，快要昏了——陕西的民间艺术我比较熟悉，那么多的民间演艺形式——社火有芯子、马社火、车社火、血社火、旱船、老秧歌……鼓乐有腰鼓、蹩鼓、蹦鼓子……还有皮影戏、木偶戏、可街头演出的秧歌剧、陕北说书、眉户、碗碗腔等等，太多了！这些陕西本土的传统玩意儿在全世界也是很独特的，但如果如此与国际接了轨，“拉斯维加斯”将把它们荡之殆尽！当有一天中国的观光者们到西安过够了“拉斯维加斯”的瘾醒过神儿来，想在这里再见传统——没了！

艺术反科学 科学反艺术

田青：这次大奖赛民歌业余组，我给了索拉旺姆我所有打分里最高的分，西藏来的，这个人是牧民，你听了索拉旺姆吗？
吕胜中：听了，他最后得了奖了？
田青：得金奖了，不容易。这也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不断宣传不断努力的结果。大奖赛这些评委，还有其他学院派的，开始对他很保留；我讲我的观点，你不能把唱法说成科学或者不科学。说中国的大本嗓不科学，天津那个唱京韵大鼓的，骆玉笙，就是大本嗓，八十几岁，还唱，你说人家不科学？西方的科学发声让你到八十岁还能唱吗？
吕胜中：我最近有本书，就是针对中国美术教育单一的科学……在艺术上，是没有所谓科学的造型法，那是伪科学。你想想看，解剖图，还有原子结构图等等，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绘画，而且当代科学都可以看到极微观极微观的世界了。那么美术在做什么呢，造型艺术在做什么呢，还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田青——哎哟，好久不见呀！老远距离闭上一只眼科学地一看——哦，是田青。然后握手——会这样吗？所谓科学方法，训练单眼聚焦看世界，是死的，静止不动的。实际上在原始艺术、民间艺术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它是在风景当中看风景，而不是在风景之外去看风景。依照科学造型法我画一个风景，理论上我不需要知道风景背后的一切，但是在民间艺术、原始艺术当中，我可以走到风景当中去看，我可以在风景之中画风景。
田青：你看咱俩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吕胜中：哈，心有灵犀不用通吧。
田青：音乐上更厉害，强调科学唱法到一个可怕的地步。贬低对方时就说这种唱法不科学，一句话，就打入冷宫了。科学变成艺术上最高的褒奖的词汇了，这个不对的，艺术跟科学是两回事。
吕胜中：何况这个“科学”其实并不科学。
田青：它不科学。包括这个共鸣，颅腔、头腔共鸣，你打开脑袋，里面都是脑浆，怎么共鸣啊，连点缝隙都没有，有缝隙麻烦了；胸腔共鸣，你打开看，肠子、肚子、肾，它又没空气，有空气你放屁放出去了，怎么共鸣啊！所以最简单的一个词，你仔细研究起来，都不是真的科学。后来我讲声乐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讲理论，也不要讲科学。为什么呢？像沈湘这样著名的声乐教授一辈子没写一本书，后来我就发现，声乐不能写，怎么唱歌呀这是种感觉，什么“位置”、“立起来”，我的声音怎么立起来？位置是靠前还是靠后，怎么靠前靠后？你拉我一把，我靠后了？这种感觉好像禅宗修行，这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既无法用语言确切表述，更不能替代。我做气功感觉通了，我告诉你怎么叫通了，你练去吧，我怎么说你也通不了。
吕胜中：科学本来不是个坏词。
田青：不是个坏词也不是个好词，它是个中性词，就像物理、化学，它有褒贬吗？没有。可是现在我们把它当褒义词来用。你如果指的是它的自然性，或者是符合人性的东西，那恰恰是现代科学所不能涵盖的东西。咱不用科学这词，我现在烦这词。现在把科学外延无限扩大，你娶个媳妇挺漂亮，哟，真科学！
吕胜中：哈哈！至今我没听说娶媳妇科学的。
田青：一男一女多科学啊，还能生儿子，你两男的它就不科学。
吕胜中：我起码认为传统的文化并不违背科学，像京剧，有时候我吼那么一嗓子，很舒服，而且感觉顺着气了，和中国的经络啊、元气学说都是特别特别一致的，我就想说这个的科学。 田青：那正好是反科学的。艺术，它跟科学有互相交叉融会的地方，所以艺术里有科学的东西，但是艺术本质上是反科学，或者是跟科学走截然不同的路。科学讲可重复性，咱们俩在实验室里，多少克加多少克，在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条件下，我创造出一个东西来，在别的实验室里在一样的条件下也可以做出来，全世界才承认，这叫科学。科学还讲规范化，三厘米的螺丝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要配三厘米的螺母才能合上，全世界都按这个规范生产，这恰恰是艺术的天敌。艺术怎么能可重复呢？你吕胜中与别人一样，有什么价值？艺术就要独特，不能重复；重复别人叫抄袭，重复自己叫自渎。它必须超越，必须创造，必须与别人不同，甚至自己今天与去年不同，这是艺术孜孜以求的东西，这不是反科学？我为什么反对他们在艺术教学里提倡科学呢？学生来的时候有方的、有圆的、有三角的，之后他拿锉刀都给你锉平了，锉成一个样子。按照他那种方法，他叫科学性，我说这是可操作性，用这个办法比较容易教。所有的人到我这来都变成中庸之才，唱出来都一样，现在你要是不看电视机屏幕你就不知道是谁在唱。过去不是这样，你一听王昆是王昆，才旦卓玛是才旦卓玛；现在一听张也，一听彭丽媛，再一看电视，不是，跟她长得略微相似。现在化妆也化成一样了，你看这新娘照，你不知道哪个是自己媳妇。我们艺术学院的教师呢，用科学的方法，所有人都能教。他用科学性恰恰阉割了艺术的本质的东西，是反艺术的。所以我说艺术反科学、科学反艺术，里面有这个道理。
（右图：吕胜中和安塞县剪花巧手马生兰）

热爱不是最好的老师

田青：这艺术还有一个，它不能变成一个铺天盖地的东西，多好的东西也经不住这个。在本质上艺术具有一种贵族性，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现在到处都挂着；一个破饭馆开张了挂个“难得糊涂”，我跟老板说，你什么“难得糊涂”，你是“难得明白”，你这饭馆，今儿改川菜，明儿改湘菜，不知道哪个是挣钱的，你本身就糊涂，叫什么难得糊涂？本来是个雅的东西，只要一普及，就变成了俗的东西。就像旗袍，本来是淑女的很高级的，现在只有饭馆的小姐穿，哪个高级的淑女再敢穿旗袍？冷不丁被人叫：“穿旗袍的那位小姐，给我拿条毛巾来。”
吕胜中：小姐本来是尊贵的，现在不敢叫了，好像三陪似的。
田青：艺术一定要与生活有距离。吕胜中：我想这个距离，是说艺术它不是一个生活的还原，因为生活本来就如此了，没有必要再去复制一个生活的原型摆在这儿。 田青：在生活里艺术的分量也不能占多了，它真是装饰。如果你周围全是艺术品，这东西受不了。
吕胜中：那就是博物馆仓库啊。
田青：就像去大奖赛当评委，别的评委都开自己的车去，只有我是打的的，我上车第一件事就说，师傅，劳驾您把收音机关了，他还在放歌，我真是受不了。艺术这东西真不能多，多了就麻烦，再好的也不行。就像我们这些以艺术为职业的人就是跟艺术结婚了，结婚了就没有什么爱不爱的了，就如何经营它，如何发挥自己的责任感，如何控制自己不要过多地移情别恋，而已！
吕胜中：对对，我近来老说这一口——热爱不是最好的老师。多数事情都要求你要坚持去做，并不是爱不爱的事儿。哦，我是艺术家我就整天需要艺术，恰恰是不是艺术家的人需要艺术，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社会分工罢了，已经变成一种文明的无奈了。创作过程中灵感来的时候是最兴奋的，但你要把灵感付诸于实现的话，这个过程是要劳动的，是很累的。比方说我剪小红人，一开始有想法很激动，后来开始剪的时候我也很激动，但我剪那么多，上百万个，每一个都那样激动我肯定支撑不住。
田青：这个时候没有热爱，靠的是责任。
吕胜中：是责任，“我要做下去，我要做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种修炼。
田青：我们今天谈话最闪光的一点是，艺术的爱和爱情的爱是一样的，都有一个阶段，它不可能永远爱下去，后来更多的应该说是责任。
吕胜中：我曾经举过例子说明艺术的这种状态，很多人老觉得艺术家好像是个特殊的人似的，一股劲地强调自我表现。实际上艺术家是在替代很多人做艺术，比方说我老婆做饭，我做艺术，我有饿的时候，需要吃饭，她整天做饭也烦，也需要有种精神的宣泄，看看艺术，吃点精神食粮。只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艺术面对公众，那么就有一种公众的准则了。公众的准则现在是借助评论家、评委什么的，哦，原来他好在这里，你投这一票，大家就学着，哎哟，这个东西值多少分，我得好好看看、听听。为什么选你当评委？因为你有专门评判这个东西的一些技术。我老婆说了：画家艺术家也是，因为你有这个技能，我们不能，我们长期做饭，不但没有这种技能了，时间长了，也没了自己评判艺术的权利，所以你就干脆给我讲讲吧。你嫌麻烦？不想吃饭了？
田青：对，这和工人做工一样的。
吕胜中：要不为什么我们新时期说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我们是劳动者就体现在这里，我很辛苦呢。

艺术家的罪恶和文明的无奈

田青：你对谭盾的音乐怎么看？
吕胜中：谭盾前两天还在电视上出来，我是偶尔看了一眼，他那个水的音乐我挺有兴趣，他用水演奏。
田青：就是各种水的声音，还有一段是所谓无声音乐，指挥在那瞎比划，所有演奏员就跟傻子似的看着指挥，心里在骂，妈的，什么意思？观众心里也在骂，不过没声。这个就是观念吧。
吕胜中：指挥家的舞蹈。
田青：但是舞蹈太臭了。问题是观念和艺术之间还要不要有界限？比如说老庄的大音稀声是一个哲学，很了不起；可真到舞台上，我花七十块钱买票来听音乐，你告诉我“大音稀声”，让我坐一会，回家了，我怎么能够没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呢？
吕胜中：可能已经离开了音乐本身。
田青：那么听音乐的人反感，这是很自然的事。假如你买票你去吗？ 吕胜中：你又不给我票，你原来说过给我票的。你拿我比不太恰当，我听过一次崔健的演唱会，那次事情使我想了很多很多。那是1993年崔健在体育馆募捐演出。我是听磁带挺喜欢他唱的歌，没听过他的演唱会。当时一个德国朋友给了我票，我就跟他一块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摇滚乐现场，简直开了眼界了。我们的座位很好，离音响很近，朋友准备两团棉花，堵着耳朵，因为太响了。崔健一出来大家就都不坐了，站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挺累的，就坐着听吧。我就没想着站起来，然后我就看见灯灭了，大家都开始点小蜡烛什么的，有的打着小手电筒，哎哟，前面那人摇呀晃的，而且周围人都开始晃。我一个人坐着后来终于坐不住了，因为我觉得不对，就我一人坐着，感觉跟傻子似的；那我也赶紧站起来，大家都晃我觉得我也需要晃，因为只有两种人站着不晃，一个警察一个我，我也开始晃，晃了以后我突然觉得极不舒服，人家晃是全身心的，我自己极不舒服为什么晃。我不晃了觉得舒服了，可朋友再三问我你不舒服了吗？你病了吗？
田青：你觉得你不是你自己了。
吕胜中：自己不在了——不自在。回来路上，德国人就开始批评我了，架子太大，看不起人家，或者摆派。我说没有，我平常挺喜欢这东西。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晃，我说我好像觉得自己不需要晃，他追问到底为什么？我啊想了一晚上这事，为什么我不晃？
田青：你说你这不是中了病了，以后我能给你票吗？给了你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这就是欣赏是不能强加给你的，为什么在听摇滚时晃动得不舒服？因为别人都动，你不动不行，可是你内心没有想动，你跟自己较劲，这个时候你跟艺术是疏离的。你在摇滚的环境里，但是没有进入摇滚里面去。
吕胜中：我想可能是这么回事。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宣泄，而我在我的艺术创作当中已经宣泄够了，我不需要再找地方宣泄。他那个音乐我觉得很好，我挺喜欢听，可是没到需要晃的程度。可能崔健去看我的展览，也不会像其他观众那么激动；其他观众激动得不得了，有一个台湾人说哎呀我看了后我想跳；可能崔健就不会这样，他在他的音乐里面可能已经跳过了，他知道他激动之后应该做什么。我想就是这样，所谓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晃的过程。这种晃我觉得确实能平衡自己。一般来说艺术家看艺术作品比较理智。
田青：不，应该是更多的激动。
吕胜中：是吧，一激动就晃呀。
田青：不同吧。比如我现在有这种感觉，艺术家反而更容易激动，看一个破电影，其中有一情节特别感人你也激动半天，一般人可能就糊里糊涂过去了。
吕胜中：我挺奇怪，一遇到这种别人都哭的时候我反而不哭，倒是别人可能不哭不掉泪的时候，我倒心里慌慌的，要流泪了，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戳着你肠子了。
田青：所谓的故意造出来的、胳肢人想让人流泪的东西，那艺术家不会流泪。你只要有一点不真诚，艺术家就会感觉到。
吕胜中：像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出去——
田青：吼两声。
吕胜中：吼还得找音。我不知道别人，我觉得这是调节身体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比方说，“我为祖国献石油”后面那个“呕呕呕——”，有时候觉得这样好；“甘洒热血，呃呃——”，有时候觉得这就对了。我不太爱在家弄音响，但我觉得我实际上特别懂音乐，有时候自己心里就有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谭盾的无声，但这得有音乐心境、音乐需要的人去听，才能听出自己的音乐来，没必要有什么指挥。
田青：一旦理念突破，打比方约翰·凯奇一开始搞的《四分三十三秒》，第一个做的是聪明人，把钢琴盖打开，四分三十三秒，看着表，起来就鞠躬。第一个是大家，尤其在西方，把老庄的“大音稀声”拿出来。第二个再做，没意思。
吕胜中：我觉得对着公众的演出都是形式。
田青：一个是形式；还一个你是真诚地做艺术还是有哗众取宠之心，这里头区别很大。
吕胜中：如果哗众取宠是一种罪恶，几乎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这种罪恶，因为艺术家的职业本身就是文明的无奈。
田青：那你说得更深刻了。不是艺术家就没罪恶吗？
（左图：吕胜中作品：形与影之一）

假作真时真亦假

吕胜中：我说的是艺术的职业化，艺术家的“替代”职责决定了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以某种形式展示或表演给公众，比方说凯奇体会到的这个无声的意境，它为什么需要一种形式去表现给大家看呢？表现给大家看，那就有一定的假。所以我觉得，真善美假恶丑才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不知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哎呀，你看那个叫田青的，浑身纯粹得就剩下真善美了！——你那小眼睛能算形式美？
田青：我就美在这双眼睛。一个大老爷们一双秋波样的眼睛受得了吗？艺术本身是假的，小说不是假的吗，戏剧不是假的吗，要全是假的，就没看头了，必须有真才有东西。生活就是真的，所以人们需要点艺术，艺术就是假的，但艺术里面要有真，没有真是不行的。 吕胜中：我觉得应该是全部人格的总和。有个故事我讲过多次，那是在陕北，在一个剪花巧手家里正聊天呢，来了个邻居，将近五十岁的一个女人；这个剪花巧手向我介绍说这邻居哭得可好听了。我们第一次听这种词，我就开玩笑说，你哭给我们听听吧，怎么好听法啊。要求了两次，这女人还真酝酿了一下感情，想要哭给我们听听，后来却说没有伤心事哭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事特别有意思，琢磨了一晚上没睡着觉——你说这里面多矛盾，多复杂，伤心才能哭，但哭得好听是愉悦生者的，农村一般死了人才哭嘛，但是哭得好听是带着假，假就是对死者的不敬，又不是真的。
田青：这个假是假什么之名的假。假艺术之名阐述她的感情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完全说假就是虚假的东西、丑的假，艺术都是假。
吕胜中：你看你走眼了吧，假的不一定是丑的，我就想说这个。你哭得让那么多人觉得好听，特别在死人的悲伤气氛下，这是一种调节。而且在民间丧事中我还看到，孝子在灵堂前跪着，执事顶着个盘子往灵堂一盘盘递菜上供，递第一盘菜的时候就扭屁股，像扭迪斯科，然后还能做各种特技，在鼻子上顶着菜，一会儿又叼几根烟，手里还能够干嘛干嘛，一边还唱着什么的。
田青：表演性很强。
吕胜中：好多孝子跪着跪着就偷着往后面看，甚至还有憋不住笑了的——把气氛调节了，使悲伤变得有滋有味了。我觉得一些民间艺术活动是非常人性的，就包括这个悲伤和哭什么的。中国传统美学是包容全部人格的美学，它并不仅仅是真善美，它是包容真善美假恶丑全部人格的美学，所以它是更人性的。比方说你当评委，你整天绷着脸在那个地方，你累不累？你累死了。
田青：所有挣钱的活都累。
吕胜中：不挣钱也累，你想当学者也累，整天当学者多累啊。十年前吧，高仓健当时是中国男人的标准，美院有个学生大家都说他长得像高仓健，他就认真起来，凡公众场合，便目光炯炯，作威武状。终于有一天，他回到宿舍把帽子一拽，把衣服一脱，往床上一躺，骂了一句：“当他妈高仓健真他妈累。”所以有时候你别光当评委，适当时候也当当坏人。
田青：我坏人当多了。
吕胜中：我觉得艺术最重要的是真实的情感，因为有真实的情感才敢于露出真实的面目，因为没准儿对面瞪着一双真实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