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把毛泽东关于农民文化的思想、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思想以党的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使之规范化、权威化，第一次把革命农民对文艺的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用以推进革命战争。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根据地文化运动的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革命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比起《古田会议决议》来，报告在理论上有了明显的发展。第一，要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革命斗争服务。文中充分论述了革命文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巨大作用，阐明了革命文化对革命事业的作用是通过从精神上影响群众实现的，不是直接的。第二，革命政权的建设是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根本条件。第三，应注意知识分子在革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940年1月，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五四”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全国和边区的文化运动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总结，号召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而斗争。《新中华报》社论指出：大会的贡献主要是确定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方向，即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社论充满信心和历史责任感地宣布：“边区的文化界，在这一次大会之后，将成为全国文化运动的核心，推动着全国文化运动的历史巨轮，一直到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及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目的。”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在会上作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正如茅盾当时读后所评价的：“这两篇文章的适当其时的出现，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这部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因为是在文化协会上的报告，所以此文的结构是从文化开始，并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文化问题。毛泽东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中国这个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战斗口号。从这里出发，对“五四”以来革命文化运动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毛泽东文艺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贯穿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文化运动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是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政策。《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来讲，1935年的遵义会议已确立了他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1942年的整风运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插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只是一次文艺理论上的总结和梳理。到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

　　“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历史的进程”，这是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中，试图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一个总的看法时在书的开头写的话。这句话也可用于美术史研究，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决定毛泽东思想美术历史的进程，因为美术史也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施拉姆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概括地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约十年时间。第一阶段是从1917年算起。如果按照这一通用的分期，那么毛泽东思想美术就可以从1917年开始研究，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美术”所划定的1942年。

　　我们借“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年）”的年代定位的讨论，引申出“毛泽东思想美术”的命名与定义。然而“毛泽东时代美术”这一名词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只要将其后面的年代改定为“1949-1976年”就没有问题了。

　　以历史朝代的更替来进行时间分期是美术史研究当中通行的方法之一，但1942年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取得全国的领导权，相反，国民党政府是当时国际上受到普遍认可的政权，蒋介石也是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唯一合法代表人，这一点是共产党也公开承认并与之合作的，因此，作为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美术又确实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貌，这种风貌在建国前已经开始形成，这在中国美术史上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美术现象，因此可以把这种现象提取出来作为独立的美术形态进行研究和探讨，但这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历史分期，因此，“毛泽东思想美术”应该比“毛泽东时代美术”来得更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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