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术流派的命名方法，常以时代、地域、画家和画法命名，例“北宋四家”、“南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再如“四僧”、“四王”等等，都是以几个著名画家和朝代组合命名，“吴门四家”、“扬州八怪”、“镇江画派”、“海派”、“京派”、“岭南画派”则用地域命名。再如“青绿山水”、“水墨山水”、“工笔花鸟”则用技法命名。常说的“各家各派”，大都不离其中。比较特殊的有“院画”一说，起源于两宋，是以组织机构命名，类似当今的“学院派”和“新学院主义”的命名。然而，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分宗划派的命名是明代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等人提出“南北二宗”。董其昌在《画旨》中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有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把禅家的分宗套用到绘画流派的区分上。这样划分中国绘画流派，虽也有绘画风格、画家、作品、技法等内涵，但它比中国美术史上任何一种流派的命名更丰富地展示中国绘画历史的一种风貌。整个命名方法，不是局限于一个朝代的何地、何人、何事、何年等美术兴亡问题，而是另一层面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大命名。借用的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哲学的内涵，是跨越时代、跨越国体、跨越历史的美术命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思想美术”与“南北二宗”的命名和美术史的流派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意识形态的、哲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美术流派，来区分和命名美术流派，没有停留在朝代更替、国号更张的不断重复的历史语境中。“毛思想美术”与“南北二宗”的内在艺术生命与活力，没有朝代的界限，其相对的生命力也较强，作为一种潮流仍在时间的峡谷中流淌。封建王朝已灭，中国绘画仍能感觉到“南北二宗”的影响，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美术仍是由毛思想美术占据着主流位置。

　　“毛思想美术”与“南北二宗”的命名的最大不同是，一个源于政治，一个源于宗教，其着眼点最大的不同是一个从内容出发，一个从形式出发，虽然从内容出发，也会走向形式，从形式出发，也会走向内容，但在学理方向上，终究有区别。没有区别的是它们都在中国美术史上顺理成章，顺应历史，合乎事理的命名，自有其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四、毛泽东思想美术时间的上限

　　这次“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研讨会”将“毛泽东时代美术”设定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时间限度。对此与会代表的意见是最多的。诚然，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也在此进一步确立了他个人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作为整风的一部分，他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统一。由于毛泽东本人的领袖地位被一步步推向个人崇拜，《讲话》也被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文件，每年都要庆祝《讲话》发表多少周年。《讲话》的作用被夸大了、神化了，于是，1942年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最重要的一年。在这种长期的统一的、强大的舆论模式的教育下，下意识地、自然地选择1942年作为“毛泽东时代美术”的时间上限。明显地看得到我们研究人员还在自己研究的问题内摸索，明显受自己研究的问题的局限，还没有跳出自己所受教育的约束。

　　如果我们按照前面所归纳的毛思想美术的定义，去探求毛思想美术的时间上限，就不会将时间定在1942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证这一问题：

　　1、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人都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建树，其文艺思想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都涉及到文艺问题，其中著名的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新文学》、《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等。

　　继李大钊之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人。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起来。邓中夏等以《中国青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1923年10月在上海创刊）和《新青年》（1923年6月在广州改组成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作为主要阵地，先后发表了《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文学与革命》、《艺术与生活》、《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文章。

　　瞿秋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在李大钊和毛泽东中间，瞿秋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人物。1932年在《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1931-1932年在《文学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论大众文艺》（共6篇）等，都是重要的有关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章。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是有其渊源的。

　　2、在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领导机关关于文艺问题发布过重要文件和党的重要负责人都对当时的文艺运动作过重要讲话。

　　例如：朱德，1940年7月24日，发表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的提纲》; 1940年10月10日，发表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荒煤、梅行、黄钢，1940年5月15日在《抗战文艺》第六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总政治部、中央文委，1941年2月1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二期，发布的《总政治部 中央文委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5月26日，《抗敌三日刊》第2版，发布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决定》;1941年7月16日在《晋察冀日报》副刊《晋察冀艺术》第20期上。发布的《聂司令员在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的演讲》; 1942年1月18日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布的《邓小平对晋冀鲁豫文化工作者的五点希望》，等等。延安当时的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也是在具体的领导机关和军政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其禀承的文艺思想与1942年之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美术创作的成果，也没有与1942年后创作的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且都一并归结为“延安时期”美术活动的历史当中。

　　3、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位人物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他就是鲁迅。鲁迅是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领导工作。他和瞿秋白的友谊也建立于此时。正是由于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紧密结合我国和世界文学的实际，因此他在后期写下的大量有关文艺的论文、杂文和书信，既有20世纪的特点，又有我们民族的和鲁迅个人的特色。他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系统的文艺学巨著，但是在他大量的文艺论文、杂文中表述出来的文艺思想和理论主张却是完整的、系统的。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鲁迅的丰富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经验的总结。鲁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奠基人之一。

　　事实上，鲁迅对毛思想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也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早在1930年前，鲁迅就介绍过西方的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和珂那惠支的版画，在野风画会为进步艺术青年讲木刻，1931年发表《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1936年10月8日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与木刻青年会谈等等。而参加鲁迅这些活动的青年美术家中，如胡一川、江丰等，后来都到了延安，成为毛思想美术活动中的主将，1938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和周扬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第一所共产党的艺术文学院就以鲁迅的名字命名，即“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先后在延安“鲁艺”美术系执教的有胡一川、沃渣、马达、江丰、陈铁耕、力群、刘岘、张望、黄山定、王式廓、陈叔亮、王曼硕、蔡若虹、胡蛮、王朝闻等，延安“鲁艺”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美术家，其中有古元、彦涵、罗工柳、王琦、焦心河、夏风、张映雪、郭钧、林军、牛文等。这一大批美术家，后来都成为毛思想美术中的重要艺术家。由此可见鲁迅对毛思想美术的影响和发展有着特殊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也是1942年以前不可被割裂的革命美术的史实，这段史实显然没有被“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概括，因此“毛泽东思想美术”的提出，才能使中国革命美术的史实更加连贯与完整。

　　4、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本人的文艺思想的起源也不是从1942年才开始的，也是有一个不可随便割裂的清晰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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