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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体体现。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不是只是保存物质化的“遗产”或收藏遗产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文化“生活”于当代,成为当代社会生活或现实生态系统的实际构成。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究竟怎样的方式才能强有力地、切实而有效地实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在此,笔者提出两个紧密关联的对策建议,取教于大方之家。 一、重振手工生产方式 所有人类传统文化形态都体现着特定民族生存环境、条件和方式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构成支持各民族社会生活和谐而持续展开的基本条件,是民族生存体系的核心价值。在当代历史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任务就是努力维护它作为民族生存体系的文化差异性,使之以鲜活的样态存在于当代社会生活,成为现实生态系统的实际构成。一定的物质文明形态有一定的生产方式,而一定的文化形态同样关系着一定的生产方式。要想根本地维护文化差异性,就需要维护产生文化差异性的现实基础,即需要从生产方式这个基础上着手。从根本上说,对中国非物质文化形态造成冲击,使之日趋“遗产化”的一个原因在于现代文明所倚重的大工业生产方式。 大工业生产方式因此是拒绝差异性的。它割裂了空间和时间在人的劳动过程中的自然统一,消除了各自的局限性。它的分裂的“时—空”结构排除了时间绵延和空间变化所造成的复杂性,免除了对付和处理这种复杂性的经济学负担。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被作为一种具体的制造活动而预先以数学方式加以描述和设定,所有的东西都在理性规划中被明确化,所有的偶然因素都被这种理性的逻辑所排除。针对具体制造目标而展开的“劳动”,形成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循环运动体系,“生产力”的运行情况尽在预先的掌握之中。这一切确保了资本投入的一次性和准确性,具有极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是技术理性,它强调“标准化”,因此注定要消除所有“文化差异性”。在手工生产中那些牵涉人的丰富性因而“拖泥带水”影响生产效率的特点,诸如“审曲面势”、“因材施艺”、“随心所欲”等等都被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否定。在现代情境中,只要大工业生产方式成为唯一的生产方式,民族社会生活及其传统文化形态便会日益丧失其差异性。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眼光来看,这意味着所有的保护对象都无法从生存基础的意义上获得它的生命活力,得到真正的生态的维护。 实际上,文化的保护就是根本地守护产生文化差异性的现实基础,守护肯定文化差异性的社会产生方式。只有在生产方式的意义上才能谈文化的生态保护问题,因为生态的保护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及其形态不断保持其差异性的发展和流变。这样的保护过程也就是最自然的社会生活本身及其与时俱进的推行过程。我们不能指望老百姓把他们的生活状态永远锁定在过去的时间点上,这不公平也不可能,因为生存时间和生存空间不可分割;不能像所谓的“生态博物馆”那样把文化保护变成一种毫无生活真实性的“文化表演”,因为生活形式和生活内容不可分割;也不能通过呼唤、倡导那种毫无社会生产方式保障的“保护意识”来形成文化保护的社会氛围,因为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不可分割。“原生态”不是孤立的“时间”性质,也不是孤立的“空间”性质,而是一种“时空一体”的“本质”,是人们就那么实际生活着的一种原本的社会生活状态,是辨证地统一着保守和创新机制的生活流。只有维护这种“本质”,才能真正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的丰富形态,使之不断被“生产”,成为永葆生命活力并与时俱进的活文化。 手工生产方式是维护文化差异性的。倡导和发展手工生产方式是保护文化的“生产方式”,避免中国非物质文化形态被人为外力逐出现实生态系统的最有力的手段。目前,西部地区还保留着我国劳动人民在悠久手工劳作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丰厚手工文化传统。作为人文资源,它是比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本更加珍贵也更为持久的东西。通过重振手工生产方式,激发它的现代活力,可以让中国人获得长远的大利益。 文化保护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文化表现形式本身的保存,还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的现实利益的维护。对当代中国而言,重振手工生产方式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现实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利用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工业生产方式的优势取决于工业技术的反自然本质,工业化开发不可避免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手工生产方式主要利用当地再生资源,靠“体力”和“技巧”生态地开发物利,不破坏和污染环境。 (2)投资小,见效快,范围广 大工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生产方式,工业化开发需要巨大的国家投入。手工生产方式不必依赖高科技和巨额资金,只需人勤手巧,略加培训和扶持便可快速而大范围地实施,这也有利于全国各区域同步而又协调、平衡地发展。 (3)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扩大就业机会 工业生产方式的至高效益境界是“无人工厂”,在工业化一途失业趋势不可逆转。手工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对劳动者的性别、年龄、素质或禀赋有最大的宽容性,可接纳最广大的劳动者,就业机会无限,这非常适合中国国情。 (4)安民于本土,维护社会稳定 工业生产是高度集约化的,走工业化一途无法逆转过度的城市化潮流,遏止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幅度人口流动。手工生产属于“在家干活”, 吻合信息社会“在家办公”的理想,可兼顾农工、安民于本土、稳定社会基层、化解“民工潮”。 (5)利用人文资源,开发文化经济 工业生产排斥充满差异性的本土文化资源。手工生产包容差异性。以手工生产方式来开发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可以保护多样的地域文化,利用当地的丰富人文资源发展有高文化附加值的特色产业,形成利于国计民生的文化经济。 (6)造就丰富人文景观,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工业生产造成社会生活和景观的单一化,也使旅游经济更加依赖自然景观从而加剧自然生态的破坏。手工生产包容差异性的展开过程本身就是无需专门营造而又无比丰富的生活化人文景观,可直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并有一般旅游消遣所不及的人文教化作用。 (7)满足个性化需求,消解炫耀型消费 单调的工业产品无法满足现代人的个性化需要,从而造成奢靡纵欲的“炫耀型消费”并无度消耗自然资源。手工产品绝无重复的丰富性特别适合个性化需求。以手工生产方式开发欠发达地区,并与城市的工业生产携手合作,可强化产品个性、吸纳个性化需求、消解炫耀型消费,并节约自然资源、净化社会风气。 重振手工生产方式的实践大体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保护古典手工技艺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对那些功能或形态已基本脱离现实生活、失去生存竞争力的古典手工技艺实施保护。这些手工技艺凝结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表征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历史和这个民族在造物领域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兼有文化遗产和技艺风范的价值,还可能蕴含一定的活性因素。这种性质的保护,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其保护对象应该是那些与社会习俗密切关联的定型化的经典技艺;保护层次应该立体化,需包括艺人、技艺、原料、制度和产品等各个层次和环节;保护目标应该是维护传统方式,强调其传承性、卓越性和纯粹性,尽量避免现代技术的横向影响,不求“发展”和“利用”。 (2)发展现代手工产业 政府应全力扶持手工生产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和市场环境,以形成有别于工业生产的产业形态。这是重振手工生产方式的中心工作。手工产业的复苏并规模化,是形成非物质文化形态保护社会基础的关键。现代手工产业要追求产业化目标,以竞争求生存求发展。其产业形式应遵循手工生产规律,保持规模小型化、所属私营化、生产作坊化、结构一体化。鉴于当前的实际状况,需要在政策(尤其是税收与工商管理政策)、市场培育、行业管理和区域协调方面给予手工产业以鼓励和扶持。目前可以考虑重点在欠发达的乡村腹地和城郊地区发展集农业、工贸和旅游于一体的手工业,这有利于营造祥和优美、特色鲜明的生活环境,既为宏观旅游经济增添资源,也为安民兴邦提供不竭的养源,还能通过扩大就业渠道来解决一系列的相关社会问题。 (3)鼓励手工艺术创作 手工艺术创作是大众可以自主的一种艺术化生活方式,是大众业余文化生活和当代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在日益摆脱体力劳动的信息化时代,它所具有且日益凸显的精神调节功能和社会文化价值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和加强。现在有必要从文化建设角度积极鼓励业余或专业的手工艺术创作,以期形成有助于调节生活节奏、解除精神压力的社会氛围,也为手工产业介入市场经济提供相应的人文环境和条件。手工艺术创作热情的激发和风气的形成,可以改善和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手工产业也可以通过供应工具、原料及半成品获得生存发展的市场空间。 二、激活中国传统民俗 民俗是民族文化贯彻社会生活的机制,是民族文化存在的现实表征和传承延续方式,是激发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文生态空间。作为历代相沿而积久形成的风尚、习惯和礼仪,民俗文化最能凝聚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 民俗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现实表征,还是抵御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避免民族文化被人为外力逐出现实生态系统的文化手段。人类文化经验告诉我们,民俗机制是文化保护的切实保障,如果没有一系列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方面的民族习俗以及相关的节日,保护民族文化或文化民族化便会落空,便会成为“无土栽培”或“温室培育”。百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移风易俗”,强调以标准化的“习俗”——合乎大工业生产要求的理性规则来取代民间社会生活中的原生态习俗。我们的民俗被认为是迷信,是需要移易革除的落后的东西。然而,这些民俗一旦被清除,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得以产生和流行的环境与基础也就丧失了。风非不可移,俗非不能易。但风俗的移易从来是顺应文化发展规律的自然而然的过程。现实生活中种种自贱自毁式的“移风易俗”,加上国际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外力冲击,让我们为中国非物质文化的生态环境深感忧虑,进而会为民族的文化生存捏一把汗。因为,民俗和民俗文化的存在,对于包括民族民间艺术在内的整个民族文化的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代文化建设工作的重心需要“下降”到社会基层,需要激活民俗,靠民俗机制和民众的自发力量来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复兴。只有通过民俗的影响力,增强大众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维护民族文化的发展基础。经济建设要务实,文化建设也须切实,不能只在书斋或博物馆里保护文化。文化保护不是封闭或固定某些认识和行为,关键而根本的是要造就能够不断生发文化民族化认识和行为的人文生态环境,使中国非物质文化成为参与当代社会生活并与时俱进的活文化。今天,我们必须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强调民俗建设,必须考虑在今天的语境中怎样建立我们的新民俗。当民俗活跃起来了,也就不用担忧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了,也不必居高临下地去为老百姓作刻意的生活设计。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生发和开展从来都是以民俗为动力的。民俗中包含着社会性、历史性,其中“本质”的东西不取决于个人主义的创造,也不是纯粹当下的创造,而必须是也只能是社会语境中的历史的创造。这就是我们强调民俗建设、强调激活中国传统民俗的意义。 目前情况下,可从以下方面来促进民俗建设: (1)强化中国传统节日的功能和影响 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造就了众多的传统节日。长期以来,人们依俗安排生产生活,按照岁时节令周而复始地举行祭祀、祈禳、庆祝、婚丧、迎送、游乐等丰富多彩的仪式和活动,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接受所蕴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伦理观等社会文化意识的教化和影响。节日习俗活动,是传统文化信息的现实载体和文化凝聚力的实施手段。交融着各种艺术的节俗活动,不仅使生活充满乐趣和生机,更重要的是造成文化心理上的“期待”和“回味”,不让岁月淡化、消磨了人的社会意识。 如今,除了作为国家法定节日的春节外,其它传统节日已淡出当代社会生活,节俗的文化功能相应失落,依附于它的艺术形态也随之凋敝。出于以德治国和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的需要,我们应该大力促进民俗礼仪建设,重视传统节日和节俗,建议考虑增加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为国家法定节日,对于这些重要的节日以及其他一些传统节日,如乞巧节、寒食节、重阳节等,国家行政和社会舆论应作依俗的安排和引导。 (2)制订有关公民礼制仪规的国家法典 中国素为礼义之邦,一直重视礼治和仪礼之制。从本质上说,礼是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的社会伦理道德,是以德治国的实践形式。中国民间风俗浓厚的礼仪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礼制、仪节的讲究。而作为政治文化的礼的制订,往往依据社会流行的风俗,以至于形成“俗而礼,礼而俗”的演变,并因此产生良好的德治效果。出于维系纪纲、促进民俗礼仪性建设的考虑,政府应根据民俗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实际制订系统的公民礼制仪规,譬如婚礼、寿礼、丧礼、祭礼、出生礼、成人礼、入学礼、就职礼、交往礼以及服制等等,以期在国家礼制框架里形成以伦理道德为纪纲的礼仪性健康民俗。由此,作为表情、象征、纪念、勉励、祝愿之“仪式”或“礼物”的民间艺术,也将获得生态的发展空间,并发挥超越物质价值的人文教化作用。 (3)营造促进民俗建设的条件和氛围 利用大众媒体大力宣传传统民俗文化,给民间说唱、民歌、民谣、民间美术、民间歌舞、民间音乐、民间戏曲等等以充分的表演和展示空间。同时利用现代技术,赋予一些传统艺术形式以现代形态,如把木偶、皮影等表演艺术形式影视化,以期扩大中国审美模式的影响,从审美趣味和认知方面增进对中国文化品格的认同,造成有利于文化保护的主体条件和社会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中国习俗仪规,如行鞠躬礼、拱手礼、着中式服装、循中餐规矩等等;在大中小学校、政府机构、社会服务行业、演艺界广泛开展中国传统礼俗文化教育和行为举止培训;在政府举办的庆典、开幕式一类的公共活动中,有意识地采用一些中国传统礼仪形式,以产生上行下效的影响,等等。 百年文化苦旅,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得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意义。如今政府已全面启动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这对走文化民族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战略意义。文化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既需要热情也需要智慧,需要认真研究文化发展规律,抓住保护工作的关键。下围棋的朋友都知道“活眼”的意义。盘面上,棋子下得再多,若没有“眼位”或有的只是“假眼”,那看似浩荡的一大片,终归是没有活气的死棋。由棋理思忖保护工作,其旨归是在社会生活现实的盘面上做出“活眼”来。如此的保护实为发展,实为造就民族文化的生态活气,扩大其“外势”,为其在当代社会社会生活中赢得不败的“实地”。 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眼”,在于重振手工生产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民俗。 2007年5月24日在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吕品田 ,1959年3月生于江西上饶。先后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美术观察》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出版《中国民间美术观念》(1992)、《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玩具卷》和《社火卷》(1993)、《中国传统工艺》(1995)、《现代构形艺术——新手工艺术与中国当代创作》(1997)、《新生代艺术:漫游的存在》(1999)、《中国当代油画精神景观:回忆与忘却》(2000)、《民间灯彩》(2002)、《东方美术欣赏》(2003)、《自由空间的向往——西方现代雕塑》(2003)等著作,曾获国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艺术科学一等奖、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成果特别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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