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图像的转向”与庸俗社会学相结合。诚然，中国当代艺术需要的是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但“图像的转向”给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任何图像都有着自身的文化印记，像任何语言符号都在自身历时和共时性的能指与所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一样，即使艺术家随意的将任何一种图像放在画布上，按照符号学的方式理解，由于上下文语境和符号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变异，其意义将向四处“弥散”。这种图像和符号自然生成的过程成为某些批评家进行作品阐释时的一种社会学方法，牵强地将这些图像与当代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将社会学的方法庸俗化。于是，图像被符号化，但因符号有着内在的上下文关系，图像符号便在社会学的阐释中又产生符号，于是符号再产生下一级的符号，结果，批评阐释就陷入了这种无止境的或漫无边际的阐释中。受波普艺术如汉密尔顿的《究竟是什么使得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具有魅力？》作品的影响，中国的艺术家学到了一种便捷生产图像的方法——并置或拼贴。因此，中国当代绘画的“图像转向”大致呈现为两类：一类是异质化的图像。所谓“异质化”的图像便是将各种公共图像或现实的生活图像抽离出来作为个人作品的图像符号，然后艺术家再在原图像上进行“陌生化”的处理，例如改变原来的色彩、变换造型，或者是将图像的存在空间进行错位，于是图像因脱离了原初存在的上下文语境，其意义自然会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异的图像则被某些批评家牵强地赋予社会学的意义。另一类便是所谓“反讽”和“戏拟”的图像。这类作品往往批着后现代艺术的外衣，这明显的体现在当代那种“泛政治波普“的艺术作品中，就是艺术家直接将许多不同空间和场景中的、与政治话语相关的图像胡乱并置到一起就行，然后让错位的图像在对斥与碰撞中弥散出自身的意义。

　　最后，由于波普艺术的图像并不需要三度空间，也不需要高超的技巧，只要艺术家笔下的图像能辨识就行。受波普艺术的影响，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肤浅的、表面化的、媚俗的图像符号，但它们同时也是一些有着高技术含量的图像符号，因为大部分艺术家都有学院学习的背景，常年写实和造型的训练为他们生产新图像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而一种更为简便的办法是，艺术家首先选定要表现的图像，然后再用电脑进行各种效果处理，一旦满意后再将其转换到画布上。当代艺术中的“图像转向”实质就是“照片的转译”或“照片的转向”，换句话说，当代绘画中的大部分图像都是来自于照片，尽管照片也是来自于现实，但这毕竟是“二手”的现实。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与周遭的现实和自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作品在庸俗社会学方法下所产生的意义也仅仅是围绕照片的电脑效果生发出来的。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图像化的时代”，按照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理解，“图像时代”必将影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尽管西方的波普艺术首先以“图像的转向”成为后现代艺术的开端，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图像转向”却是一个值得批评界严肃考量的话题，毕竟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使是在形式上与西方有着相似性，但图像背后的功能和意义却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我们不警惕那种以“图像革命”的先锋姿态来掩盖自身献媚于艺术市场的艺术家，中国的当代艺术就不能真正进入“图像转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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