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鲁、大冯、我，在九十年代是彼此的“人证”，我们的“证人”，是纽约。

　　我们三个人在九十年代成为良友，常在彼此的画室喝酒看画，高谈阔论。早先我们都曾在纽约大街为路人画像挣钱，像纽约无名画家那样，用别种收入供养自己的画室与画梦：可鲁与大冯的画室在布鲁克林区河边，隔岸望见曼哈顿（大冯告诉我，夏天，南美人在他画室下端的哈德逊河边捉螃蟹吃），我的画室在曼哈顿第四十二街。我们从墙边翻转新画的湿漉漉的作品给对方看，兴奋而宁静地交谈，彼此请教、彼此批评、彼此夸好。我们从未试图获取美国主流艺术的注意，使我们成为好友的原因是：这三个家伙似乎并不操心这类事物，并坦然相信我们是自主而成熟的画家。

　　三个人的画路完全不同。可鲁是七十年代末北京无名画会的悍将，以诗人气质和写意手法，玩弄印象派流韵，画遍古城的宫墙、柳蔭与荷花。八十年代中期游历欧洲，之后选择纽约，大约有十年工夫沉溺于大色域新表现主义，九十年代末忽然以八大或黄子久图像作成巨幅油画，表面肌理，丰厚而纯净，不久，他再度回到早岁肆无忌惮的色彩写生。大冯，又高又帅，聪明憨厚，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从照相写实主义到装饰作风，从纯抽象到介于极简、涂鸦之间的新绘画，无所不为，整个九十年代，他从半自动半书写性的抽象表现主义，演变到挪用中国书帖各种字体的构局变幻——我不知道以什么词语定义这种尝试——那些画兼具大冯可爱性格的各个面：游戏性、好奇心，以及，异常善良的严肃感。

　　至于我，总是在画过时的老一套，所以我从可鲁与大冯那里获益良多：他们对纽约的世界性当代艺术——抽象、普普、硬边、极简、新绘画、涂鸦，还有无数种实验艺术——了如指掌，我与他们交往既久，迅速确信自己什么都懂了。而他俩乐意和我成为无所不谈的腻友，小部分是因为这个家伙居然也赏识写实之外的新绘画，大部分原因，我猜，是因为我和他们一样骄傲、散漫，尤其是，无所谓。

　　中国江湖和美国江湖不同，后者使甘于安贫乐道的人得其所哉，同时，置身世界一流的文艺生态。常年累月，我们三个袖手出入画廊或美术馆，姿态介于流氓和信徒之间，对各种作品品头论足。1999年可鲁大冯开车带着我驰向华盛顿，一路放听摇滚或王菲。三人轮流漏夜排队，等候买票进入一项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特展：《凡高最后的岁月》。曙光照亮排队的群众，我们每人一杯咖啡。黄昏回向纽约，出城前在唐人街买了一纸包广东烤肉，归途车中各自用手指搓取喷香的熟食。那时我与克鲁已望见五十之年，大冯将近不惑，可是人到中年照样可以寻回青春，那天我们活像少年时代结伴远行，只是当年既没汽车，也休想站在《麦田与乌鸦》的真迹面前——去年，我忽然发现自己迈进可鲁与大冯在京郊新置的画室，像在布鲁克林一样，高谈阔论，周围是我在纽约早已熟悉的他俩的作品。当中国文艺江湖逐渐扩张，这两位资深国际艺术流浪汉欣然还乡，今岁我从体制脱身，与可鲁大冯再次成为同样自由的人。

　　达观、自尊、疯狂、理性，非常能够吃苦，非常不切实际，身在名利之外，而不眼热同行的成功，永远和各种潮流保持距离，同时衷心赞美并试图理解新的艺术——我的意思是说，人在道途中，并不总有机会结交这样的莫逆，而在体制与江湖，良友可遇而不可求：是纽约为我们三人赋予珍贵的友谊，而北京草莽的空间与纽约市越来越相似。上一回我们联合办展是在曼哈顿下城区，今次设在北京酒厂——这里展出的大致是九十年代的纽约作品，诸位从中可能看不到“纽约”，但我们彼此清楚这些画布背后艰难而快乐的代价。

　　谢谢诸位京城的江湖弟兄前来捧场，将近二十年前，我们从这里远去异域，现在带着纽约的风尘，回到北京，落草为寇。

200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