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阅几部西方艺术史著作中有关19世纪后半期的艺术论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之后，艺术史的叙述立刻转向了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和巴比松画派，以及随后出现的马奈和印象派画家。19世纪艺术史在印象派的最后胜利中结束，随后便进入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直至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与60年代波普艺术。[1]而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的法国学院派大师，如托马斯．库丢尔、让一利昂•杰罗姆、威廉•布格罗、亚历山大•卡巴奈尔，以及英国学院派画家弗里德里克•莱顿和阿尔马•塔德玛等人则很少提及，有的艺术史论著甚至完全忽略了这些在当时非常重要，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学院派艺术家及其创作。那么，后期学院派大师何以被艺术史所贬斥和遗忘?当代艺术史的选择是建立在什么理论和价值之上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学院派艺术?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今天研究和撰写艺术史的学者常常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考察历史和对历史上的艺术现象进行评价，究竟是应该根据其历史的情境，还历史本来面貌，认识和理解往昔的艺术。还是应该依据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贝尼戴托•克罗奇(Benedetto Croce)和英国历史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RobinCollingwood)的历史哲学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那样，每一个历史文化现象都是当代人根据当代的文化价值观阐释和评价的结果。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下才能加以理解。因此没有绝对意义的价值和真实。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忽视和遗忘，今天重新考察和认识后期学院派大师的创作和影响，以及他们如何被前卫艺术家所取代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前卫价值观被确立的历史社会原因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课题。20世纪后期在现代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框架被重新修正，学院派艺术正受到新的重视和评价的现在，人们认识到现代主义和前卫理念也只是一种时代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一种绝对永恒的价值体系。

 

　　艺术史的修正主义方法是20世纪后期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辅助性的方法。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艺术家、艺术流派等艺术现象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认识。这时我们究竟是应该取决于现代的价值观，还是尊重该时代当时人们的评价与看法，这对艺术史研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这个术语最初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偏离和背离，因此多少带有一定的贬义成分。今天在艺术史研究中修正主义方法是指对普遍接受的观点或规范的理念的重新思考和反思，对一些艺术家及作品、艺术流派、艺术思潮和艺术现象进行重新评价，并尝试重写艺术史的模式与方案。

 

　　在19世纪这个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但在20世纪艺术史研究中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例如，20世纪现代艺术史对19世纪后期学院派绘画艺术的评价和贬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代大多数艺术史著述在论述19世纪后期的艺术发展中过分强调和大篇幅地论述了自印象派以来的现代派艺术家的创作和探索，而无视或贬低当时学院派大师如托马斯•库丢尔、杰罗姆、布格罗、卡巴奈尔等人的艺术和影响。20世纪以来许多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在讨论19世纪西方艺术时都把“学院派＝反动的=坏艺术”和“前卫＝激进的＝好艺术”这样的观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很少思考这些立论所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实际上在19世纪获得推崇和支持的学院派画家们被排除于现代艺术史之外，得不到相应重视和研究，正是基于20世纪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前卫艺术家虽然是少数，并在当时处于相对的边缘，但他们代表了进步的力量和艺术发展的方向，因而就成为了绘画史的正统。而压制和迫害他们的学院派艺术家，则被视为平庸和保守，迎合官方和大众的庸俗艺术(Kitsch)。

 

　　今天对19世纪后期艺术的研究已经不能无视学院派的存在，而只专注现实主义与印象主义了。要想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艺术状况就必须理性的审视学院派艺术的文化价值，以及与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艺术的关系。在当下后现代的语境中，现代主义与前卫的理念框架被重新思考和修正。人们认识到现代主义毕竟只是一种特定时代的观念和价值，而不是人类永恒绝对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