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廿世纪初起，中西绘画系统各自因时代之所需而产生异于以往的内在反动，——西方绘画由追求真实的外在拟真转向益发纯粹的哲思辩证，而中国画则在一股力图振作的民族主义氛围中，出现虽具破坏性但却同时兼具开创性的融合中西之道。百年来的发展结果显示，无论中西何者，在上述有着具体内在质变的开拓性作为积累下，如今都已成就斐然。在中国画迈向现代化方面，打从康有为(1858-1927)、陈独秀(1879-1942)、吕澄(1896-1989)、徐悲鸿(1895-1953)、林风眠(1900-1991)等人在「传统╱现代」、「中╱西」的绝对对立面所提出的多样论点以来，中国画已由传统「国画」转变为范围相对开阔的「水墨画」，非但创作摆脱绝俗、绝尘的菁英状态，作品样貌也随之多元，同时亦在纯粹艺术理论基础上跟上现实生活的步调，成为忠实反映人们生活的一种创作型态。

 

　　由「国画」而「现代水墨」，再从峥嵘的「现代水墨」转进到复合当代艺术观念、装置、行为手段的「当代水墨」等实验性作为，尽管造成部分史学者和评论者为文非议、开启理论架构的论述战端，然其面向现代跨步之大、成就之傲人，看在同为传统艺术范畴的书法眼里，当是有所启示的。「水墨经验」对书法现代化的启发，并不因那似是而非的「书画同源」之理，而是在那些近一世纪以来踩在「传统╱现代」与「中╱西」边界上所形成的「以古润今」、「引西援中」和「弃古革新」的审美基调上。是此，若将书法现代性实验法则与进程对应到国画变革的脉络中去理解，或将有相对明确的参照。

 

　　然而，书法何以需要变革？是出现「困境」吗？如果真有「困境」，这所谓的「困境」是否和传统国画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相仿，导因于「传统╱现代」与「中╱西」内外夹击的文化逼迫和时代需求？还是「困境」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感染现代主义病毒后不知所以而为之的恍神现象？此外，假定变革是必然的，那末书法变革又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以往传统现代交战、中西文化交融的经验，是否就此提供革新书法过程中所需的养分？这许多问号，或许是面对现下杂踏的现代书艺状况时，必须回身自省的几个根本问题。

 

　　相对于中国大陆由书法辐射出与书法相关、五花八门的新式创作、论述、派别与名词(注2)，台湾在书法的现代跨步上对传统有较多的尊重，却同时也显得较为保守。本文将从台湾早初的实验性书法为出发，以各式样态的「书法性」创作为观察对象，尝试从「他领域」的结果论上逆向回看当代书艺创作，以反映出在书法性实验过程中，因跨域而生的价值，以及因领域隔阂而产生的矛盾与盲点。在此需预作言明的是，由于在台湾无较确切和准确的名词规范下，为与传统书法作出明显区隔，亦不混淆大陆已行之有年的「现代书法」定义，本文将视不同情况使用「现代书艺」、「书写艺术」、「实验书法」等相关名称作为新式书法呈现之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