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通过他的历时十年完成的“碑林 • 唐诗后注”对文本和文化的翻译作了一个视觉的陈述。这件大作品 涉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再翻译，而其文本被镌刻于五十块大石碑上，同时也制作了若干张拓片。它试图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以其血脉中传承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因子与英语世界对话。  
      石碑上的文本包括唐诗原文ֽ英文翻译ֽ英文版本的发音的中文回译，最后是艺术家自己根据“第三版本”翻译的英文“诗”。当把这些文本一一镌刻在中国古代用来做文献记录的石碑上时（其中“第三版本”即英文版本的发音的中文回译用的是最大的字号），作品看上去与自古至今通常立于帝王陵墓ֽ庙宇ֽ私宅和官府门前的石碑似无二致。但是这件作品通过原诗和翻译的最后版本之间的差异提示了一个文化研究学者不能忽视的现实，即误读甚至歪曲在这种翻译中常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文化交流中误读甚至歪曲乃属“自然”是谷文达在其艺术中第一次接触的课题。当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沟通中常常会有混淆ֽ误解和挫折时，将一个古典的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以特定文化为底蕴的语言恐怕不会像通过一个变压器将220伏特的电流转换成110伏特电流那么容易（国人到美国旅游访问给手机ֽ数码相机等充电时一定得带上一个变压器，因为美国民用电的电压是110伏，反之亦然）。  
      “碑林 • 唐诗后注”的思路来自于艺术家对石碑 –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和书法艺术的承载者 – 的思考。和公元前十八世纪巴比伦雕刻家制作的镌刻着法规条文的“汉莫拉比石碑”相似，中国石碑记载历史事件，镌刻法律文本。不同的是，作为单一作品的“汉莫拉比石碑”包括文字和图像，而历史上大量出现的中国石碑则以文字为主，很少有图纹装饰。大约在唐代，书法艺术开始进入这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形式。虽然石碑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古代文字刻制的，比如书法因素较少的篆书，但以书法为中心的石碑直到唐代才出现，而此时正是中国文化史上诗歌，书法和碑刻发展的鼎盛时期。当其文献记载的功能逐渐减弱，文学尤其是诗歌成为主要的文本时，石碑渐渐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坐落于历朝古都西安始建于宋代的“西安碑林”就是最著名的石碑“博物馆”。石碑成了结合文献记载ֽ文学ֽ书法和镌刻的中国文化和艺术话语的独特承载者。其外表的庄严感提示着它的权威性，而其材料的耐久和硬度则使之充满历史性和真实感。而从这种石碑上印下来的拓片也变得极有价值而被人以“法帖”名义收藏，学生们则每日临摹之以提高书法水准。教师们以这种拓片为文化和历史教材，因此刻制的石碑和竹简ֽ丝绸与纸等平面媒体共同发挥了传统和历史师承的功能，在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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