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老谢世前一天的那个下午，我们来到医院看望他老人家，当我拉住他的手告诉他他的大型画展和大型画集大家正在筹措之中的时候，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他的手在颤抖，拉着我的手很长时间不放。在胡老的一生中，有着不少荣誉、辉煌和爱戴，也充满着许多矛盾、焦虑和期待。我们普遍认为胡老是一位倔强、忠心耿耿，而又天真、诚挚的艺术家、教育家。然而，我却同时感觉到他一生中有过不少矛盾的冲突，有过不少期待的煎熬，为工作上艺术上的矛盾，为创作上人生上的期待所焦虑和折磨着。最近重读胡老几十年的日记，尽管有些只是三言两语或笔记式的记录，一些是艺术工作的计划和清单，但它们提供了大量极其重要的资料和信息，对研究胡老的艺术思想、艺术生涯以及人生观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资源。对其中的许多细节，尤其是胡老艺术与人生中的种种焦虑和期待，印象和感受尤为强烈。 一，放弃及选择   胡一川少年时期在厦门集美学校学习时聆听过鲁迅先生慷慨激昂讲话，曾为之热血沸腾。而后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加入“一八艺社”，并是左翼美联的发起人之一，成为最早进行木刻创作及革命活动，受到鲁迅先生关注的木刻青年之一。胡一川的《饥民》是中国现代版画屈指可数的最早作品之一；在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胡一川以木刻版画为艺术和战斗的武器，冲锋于硝烟弥漫的前线，出生入死，为中国历史、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留下很多丰碑式的艺术作品，如《到前线去》、《牛犋变工队》、《不让敌人经过》、《破路》等；同时作为组织者，他带领“木刻工作团”开赴前线和敌后，进行革命宣传和艺术大众化活动，受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高度赞扬。在延安，他是有幸出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艺术家之一。这样一位在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版画艺术家，却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放弃了刻刀木板，从此再不回头地转向对自己来说是前路未卜的油画。这一转变究竟真正的动因是什么？也许这里面包含着主观和客观、历史和个人、革命需要和艺术选择多方面的原因，可能还有些人事和环境的原因。但是，新中国美术史上少了一位版画家，却多了一位令人敬佩的油画大师。这正应验了西谚所说：“是金子的终归是金子。”
   研究胡一川从木刻版画转向油画的原因和时间，其中有些重要的事件值得重视。
  延安时期曾经带领“木刻工作团”深入敌后，创作大量具有重要影响、深受群众喜欢和领导肯定的木刻作品的胡一川，1946年在张家口却受到华北联大美术系领导所组织的专门“批判”，他们认为胡一川的木刻太“表现风格”，（1）“偏向形式主义，在艺术上是关门的”（2）等等。胡一川觉得多次受到刁难和排挤，在这样的领导底下无法搞木刻创作。正好这时偶然在张家口市场上买到一套日本投降后日本画家丢下的油画工具，他便开始对油画重新产生兴趣，并之后兴趣越来越浓。（3）
  1948年8月24日在华北联大新学期开学时的美术展览会上，胡一川展出了他的油画作品，题为《攻城》。这件作品尚未真正完成，但获得了不少好评。许多观众认为作品“气魄很大，节奏雄厚”；“雄壮、惨烈，色彩感人最深”；“有力量”。甚至有观众认为，此次展览，“最佳者为胡一川先生之《攻城》”；“实为最精彩之一画也，尤其画出解放军之英勇，出生入死之时奋勇直前为人民解放，实为新中国之胜利表现。”（4）可以说，《攻城》一画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其中也不乏观众对油画的造型和色彩表现生活真实性的喜爱（如有观众说：“《攻城》色彩很好，很有战斗的场面，就像照了一张攻城的像一样的真实”）。也许，正是这样热烈的社会反响，使胡一川开始关注和思考油画艺术的问题，并坚定了转向油画的信心。几个月后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自《攻城》创作完成后我对于油画的创作欲更加强了”。（5）
  另外，这一时期胡一川也开始用油画颜料画招贴画，将《坚决不掉队，发扬互相友爱》等油彩招贴画贴到大路旁、会场里、战沟中。他为之激动不已，在日记中写下：“这是最伟大的歌的、诗的、画的时代！”（6）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用油彩来绘画的方式，以之代替以前用木刻印制宣传画，做着鼓动士气宣传革命的工作。
  不过，早在胡一川十三四岁在印尼沙拉笛迦中华会馆读书时，学校有位上海美专毕业的老师，画油画的，他外出写生，胡一川总乐意给他背画箱看他画油画，“不知不觉地在脑海里播下去爱好油画和爱好色彩的种子。”（7）后来，1929年胡一川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时，法国教授克罗多教素描和指导课外油画习作。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买不起油画颜料，同时在进步思想和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开始并主要进行木刻创作活动。参加革命后更因需要和条件，没有从事油画。1937年他出发去延安时，将早年的油画及油画工具和颜料存放在上海“虎标永安堂”药店的阁楼上。解放后他还惦记着这些东西。（8）    
  转向油画创作，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情结；既是一种放弃，又是一种选择。从新中国建立前后这一时期起，胡一川的艺术创作及关注点几乎都放到油画上。这一转向促使他面对很多新的问题，引发他此后探讨和实践油画艺术的路径。他关注油画艺术的真实性与本质性关系；反映本质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固有色与主观感受的关系；创作激情与色彩、笔触的关系；中国的油画民族化问题；如何学习外来油画而确立中国标准的问题等等。正是这些思考及实践，构成了他作为一代油画大师的艺术观和人生观。    二，责任、激情与遗憾   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这几乎是胡一川这一代艺术家进入新中国之后所必需直接面对，并被要求实践和自觉实践的重要艺术课题。新中国新社会带来了新生活新要求，面对新时代，艺术家有必要而且也会自觉地去了解、体验新生活，去触摸时代的脉搏，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感来反映和表现这种新生活，获得对新时代的认知。这是他们自觉的责任，同时，他们也在新生活的刺激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激情。
  进城之后，胡一川“第一次”考虑如何“用画笔歌颂无产阶级。”他准备创作油画《开滦矿工》。他主动要求到开滦矿区深入生活，“我希望能虚心地深入下层，亲自到二百多丈深的炭（煤）堆里去，锻炼自己的感情，能真诚地创作出一幅油画来。”（9）而后，他又到石景山炼钢厂体验生活，开始构思创作《上党课》一画。有关《上党课》一画的深入生活和构思过程，胡一川留下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内容包括构思的出发点、主题思想、深入过程的感想、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对工人阶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敬意等，还有人物形象、造型、场面、氛围、表现手法等的思考。《上党课》的深入生活、思想活动以及创作构思的整个过程很具有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普遍特点和典型性意义：深入工厂第一线，一起上课，一起参加讨论，与工人谈心，了解阶级出生和生活经历，查阅相关资料；同时，不断丰富和调整提高自己的思想，将感情融合进去，不断地认识对象和题材的内涵和意义，不断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新要求。这里引用他几段较有代表性的笔记：

         我能接触炼钢厂工人，能呼吸到他们伟大的气息，体会到他们的伟大理想和大无畏忘我的生产热情，我感到幸福。
    要做到读者看到这幅画里面的人物个个都亲切可爱，看完画后能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美妙的乐观的情绪和努力参加建设祖国的决心。它应该能令人产生鼓舞劳动热情的作用。
    看了这幅画以后要令人想到伟大的将来，它应给人无限制的鼓舞，给人一种力量。
    工人的形象应画得健康、结实、精明、朴素、有远见、达观、沉着。
    不论在我的思想感情、生活作风和创作事业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只有通过生活的体验，才能概括出比较真实的作品来。
    有了一定的生活，看出了事物的本质，才加以概括，创作出一个主要场面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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