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蓉之女士

本文主题索引：

   早期的闺阁派女画家；70年代乡土主义时期的具象风格；

   80年代女性艺术中的抽象风格；女性意识的崛起和女性化的美学品味；

   女性陶艺家的影响；女性艺术家的仪式化装置艺术；

   90年代女性艺术家的观念艺术；从传统重新出发的女性艺术家

    日据时代台湾的女性，受到日本式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双重约束，认为女性应该培养服从，坚忍、谦逊、温婉等美德，凡事以男性的意旨唯命是从。因此战前出生的台湾女性艺术家，谨守教诲、少有开创，导致她们的作品普遍缺乏艺术风格的变化，一般倾向于清秀柔丽的唯美风格，或多数为闲暇消遣的游戏之作。

　　一直到80年代初期，吕秀莲、施寄青、李元贞等女性主义运动者，她们将女权的探讨附庸于民主政治议题内，在社会运动层面极力争取被重视的空间。早期的妇女运动虽然为女性日后从政奠下开疆辟土的基础，但是对大多数家庭主妇而言，女性运动并未产生全面或具体的影响。

　　战后出生的台湾女性，承受中日双方面传统的约束力量不可能立即消失，但是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人口比例逐渐增加。近10年来，台湾年轻一代从事专业创作的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也已脱离昔日“闺秀艺术”的范围，朝向多元化的个人风貌追求发展。

一、早期的闺阁派女画家

　　近百年中国最早成就一已风貌的女艺术家应推潘玉良（1902—1977），那么台湾则非陈进莫属了。1907年出生的陈进，出身望族，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美术学校，接受的是全然日本画的训练。但是石守谦指出：“她的家世及较早的生长氛围，在此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不论她多么努力而投入地接受她的师长的日本画风的训练与薰陶，她的人格主体仍是不折不扣的台湾闺秀，而这个物质也就役使着她所学到的形式技法，日后终能创出了属于她自己的个人风格。”[1]陈进的胶彩画细腻雅丽，尤其是描绘台湾上层妇女生活的景象，代表了传统“名媛”一类的女画家。她在1934年27岁时即以《合奏》入选第15届日本的“帝展”，不但受到日本艺坛的青睐，个人成就亦足以睥睨她的异性同辈。1927年第1届台展时东洋画部门，仅陈进与林玉山、郭雪湖三人入选，从此被称为“台南三少年”[2]。

　　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女性画家中，首推的吴詠香（1913—1970）与孙多慈（1912—1975），两位女画家皆为闺阁派的典型，来台后均受黄君璧之邀在师大美术系任教。此时女性从事创作的主要两种类型，若非夫妻档的另一半——例如许玉燕（1911年出生）、吴詠香、邵幼轩（1918年出生—）等，便是献身于美术教育工作者，例如上述的吴、 孙氏两位以外，还有袁枢真（1911年出生）、钟桂英（1931年出生）等。其余以笔墨丹青油彩自娱的女性，多数为业余性质，极少专业的艺术工作者。

　　“五月画会”成立于1956年，次年第1届《五月画展》展出时，有两名女性成员：郑琼如（1933年出生）和李芳枝（1934年出生），皆为师范大学艺术系的毕业生[3]，在当时风气仍相当保守的环境里，两位的参与诚属不易，可惜后来均未持续创作。第3届《五月画展》展出时，加入加一位女艺术家马浩（1935年出生）[4]，嫁给画会成员庄喆，夫妇目前旅居美国，仍时有新作。50年代以后陆续兴起各类的艺术团体、画会及联展活动[5]，但是女性参加的比例极低。一般女性画家以联谊形式聚合，至今犹存此类业余的女性团体。

　　事实上，自60年代以降，女性艺术家作品入选全国或全省美展，甚至获得奖项者都不在少数。然而这些昙花一现的成绩，通常发生在她们从美术科系毕业的前后，往往因为结婚生子或至中小学教书，成为业余画家或根本从艺坛消失。少数例外从美展脱颖而出者如：罗芳（1937年出生，沈以正的妻子），1962年开始参加全国、全省美展，曾获省展国画组第一名，后长期担任评审，并在母校师大任教。罗芳受到“五月画会”水墨创新观念的影响，独自开拓创作的途径，多方面尝试水墨新技法，遂脱离“夫妻档”和“闺阁派”的女性刻板典型。罗芳与抽象水墨画家李重重（1942年出生），为经常获官方邀请加入国际间水墨联展的两位女画家。

陆蓉之女士在做演讲

二、70年代乡土主义时期的具象风格

　　70年代，在台湾充满了怀旧的情绪，也是乡土主义崛起的年代。然而此时西方女性主义战况激烈，不只在纸上谈兵，而是付诸具体行动的街头运动、结社组织，成千上万的女人走出家庭，全力向数百年男性在上的父权传统进行抗争，从法律层面寻求男女平权的保障。西方女性运动的结果，导致女性艺术家获得较多的展出机会、从事教职和艺术行政工作。这一波革命性质的女性主义，也同时促成另一种相对男性的思考模式，对文化评论、文学、艺术和历史领域的撰写、整合、编录，产生影响至为深远的划时代贡献。[6]

　　台湾在70年代并未彰显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女权在台湾面临的真正困难是一般社会人士重男轻女的心理状态，将轻贱女性同胞视为男人阳刚的正当行为，而且以物化的态度看待女性的身体，性别岐视角隐形杀手一般，随时有可能进袭任何女性。台湾女性长期养成的顺从习性，致使女性艺术家对自身权益的课题，普遍表现得冷淡或迟疑，倒是卓有瑞（1950年出生）[7]1976年展出照相写实风格15件巨幅《香蕉》系列，引起艺坛极大的震撼，被视作台湾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然而其时卓有瑞并不愿以女性主义自居，她认为那些巨幅作品仅仅是探讨、思索生物体（香蕉）从初生、成熟至衰亡的过程，她不认为“香蕉”与男性器官之间的象征性意义。这一点无异于美国著名的女画家奥基芙（Georgia O'Keeffe）始终不认同外界将她巨大的花朵芯蕊部分，和女性的性器官产生联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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