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宁瑶

新锐杂志的杂志新语言

毫不夸张的说，在国内，《新周刊》是“玩概念高手”，一个新语言的“造词机”。在这个劲刮“小资风”，“波波潮”，“中产热”的时代，手握一本《新周刊》似乎就能不至于“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它所发明的语言连它自己有时也忍不住跳出来为自己啧啧称赞。

不知道是谁先提出了“她世纪”，看到这个题目如果误以为《新周刊》想成为新女权运动的策源地，那你就错了。“敢为天下先”是《新周刊》一向乐意干的，它敏锐的嗅觉决不会让这样一个极富挑衅意味的词白白溜走。但是，在《新周刊》对女人的一片溢美声中掩饰不了它的“男性立场”，以及自始至终的“男性目光”，这种讨巧的做法满足了新女人们日益膨胀的自恋倾向又兼顾了男人们的自尊；当你还在踌躇的捉摸着“后现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语境时，《新周刊》已经把这一切都汇入了“后一切”的大拼盘，你能做的就是去当一回刘姥姥，任由它向你一一细说“后工业时代”“后享乐时代”“后家庭时代”“后青春时代”“后婚姻时代”。大凡套上“世纪”“时代”这些字眼，说话就有了底气，文章就有了气势。

当成堆的新名词精心构筑起来的信息集合连续不断的攻击你的时候，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心甘情愿的做一个“知道分子”，享受这种“信息团”的轰炸。

专题

说专题策划是《新周刊》的“核心竞争力”不为过。其实“专题”这一做法这在国外杂志已经很普遍，在国内《新周刊》算是走在了前面。业内人士称，《新周刊》的崛起就是从97年的专题《中国不踢球》开始的，从此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每每引来赞叹或争议无数。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年代，受人争议未必是件坏事。在一场沸沸扬扬之后，至少人们记住了《新周刊》。

就好像《新周刊》一直颇为得意的“第四城”，原本只是执行总编嘴里随便蹦出的一个词，言者无心，听着有意，于是便有了“第四城”花落成都。《新周刊》成人之美，也成就了自己一方话语权威的地位。

当然，几年的专题做下来，《新周刊》也难免固步自封，被自己设下的局所限制，越做越窄。相似甚至是重复的选题屡见不鲜，比如说中国足球，相关的专题有过三次，又比如，这几年对于中国传媒的批判，有了《弱智的中国电视》还不过瘾，又有了《砸烂电视》和之后的《病态传媒》。即使是不一样的选题，差不多的套路也难免看出“故伎重演”背后《新周刊》的力不从心，甚至是黔驴技穷。

专题不“专”。有人说现在的《新周刊》的专题有点像搜索引擎，由一个关键词带出许多相关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汇成好几十页的容量，一览无余，拿在手里感觉像一本书。对此，《新周刊》的执行总编封新城自有看法，中国人没有买了杂志看完了就扔的消费习惯有关，而是喜欢收藏起来，这是所谓“中国特色”，《新周刊》于是在具有收藏价值的书和看了就扔了的杂志之间找到一种适度的形态，来迎合这种“中国特色”的消费心态。我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让《新周刊》的拥趸们心服口服。

培养“中产阶级”

有人说从《忽然中产》标志着《新周刊》开始把眼光和定位“堂而皇之”的瞄向了“中产”。《新周刊》是聪明的，“中产”是迟早的要出现的，与其“等待”，不如“培养”。这让人想起了美国报界的引以为傲的“NIE”（newspaper in education）工程，这个工程“翻译”过来就是“从娃娃抓起”，在年轻人之中培育“潜在”读者。用在《新周刊》身上，就是培育“潜在”的“中产”。我想，这也是《新周刊》这几年的用心所在。

央视春节晚会的《十六年之痒》《新30而立》，这些精心策划的专题仿佛是为“中产”度审定做的。既不陷入人云亦云的泥潭，又不至于带上“愤青”的帽子。让“中产”们在得到谈资的时候又能独到的观点还不至于失掉品味。《新周刊》想的够周到。

“中产”让人想起了这几年的“小资”，当谈论小资显得过时了，甚至有媒体中人自己跳出来说，“小资”知不过是传媒和时尚界精心策划的一场“集体自恋”，“中产”会不会是为随其后的又一场表演呢？

光明的尾巴

在写这篇小稿以前，我曾有过想为当下以《新周刊》为首的杂志的“杂志语言”做出一点点思考和总结的抱负，现在看来有点贪了。那么不妨重温鲁迅“光明”的尾巴的优良传统，权且充半个“杂志迷”吧。遥想《时代》当年，诞生于一个“信息垃圾”的年代，《时代》的创刊人亨利鲁斯在全美找不到“一种适合于忙人阅读的出版物，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的杂志，于是有了《时代》的崛起，同样，作为目前“中国十大强势杂志之首”的《新周刊》，我们是否还能抱有一点这样的幻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