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细说中国人》一书于1999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又于2000年5月由香港三联出版了繁体字版，同年12月就有盗版书出笼。不过，我是在盗版书出了两年后的今天才刚刚看到这本盗用《细说中国人》的全书内容，但以《比较中国人》为书名、同时盗用“河南文艺出版社”之名为出版者、盗用“柏杨”之名为作者的盗版书。

看到自己的书被盗版，愤怒、生气及无奈之余，深感自己是个利益受损害的倒霉者。但将盗版书《比较中国人》从头翻到尾后，发现柏杨比我更倒霉。他的名誉显然大大受损，因为当盗版者将柏杨安排为这本书的作者时，80余岁高龄的柏杨便不明不白地在北京有了一个才上小学的儿子，而且还要不远万里地从台湾秘密地跑到北京某小学来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保密程度好到连众多嗅觉敏锐的媒体都居然没有一个知晓此事。

实际上，为了让读者相信《比较中国人》是柏杨写的，盗版者已做了很多修改工作，包括把《细说中国人》一书中涉及的大陆报刊改为台湾报刊、大陆医院改为台湾医院；将作者坐在北京的家中看大陆电视台的节目改为柏杨坐在台湾的家中看来自大陆电视台的录像等等。然而，由于盗版者对所盗之书的内容一点儿都不肯舍弃，漏洞便随处可见：祖籍河南的柏杨变成了南方人的后代；80余岁的柏杨当年就读的中学于今只有40余年的校龄；大学就读于政治系的柏杨变成了学理工科的；只来大陆两三次的柏杨变成了常住北京的居民；擅长文学、历史的柏杨突然最关心的是社会学并擅长于问卷调查……总之，正是盗用柏杨之名的盗版书《比较中国人》使柏杨的身世、声名处于种种莫名的尴尬之中，而所有这些荒诞的笑话都无疑是来自盗版者的想象力。

令人惊叹的是，盗版者的胆量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反贼为主。过去的盗版者多为简单的跟风盗版，即哪本书畅销就原样盗版哪本，而现在的盗版者水平大大提高，居然已经可以“做市潮了，即根据市场需要将盗来的书进行改头换面的包装，再以新的外表出笼。值得担忧的是，这样的盗版书一旦充斥整个图书市场，其结果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大众的视听将被各种虚假的信息所混淆，从而使读者在被愚弄和欺骗之后却无以察觉。

盗版在中国大陆一直很猖獗，有关政府部门称难以防范，众出版社说没有办法，法律界人士认为难以法办，各著作者则更是感到无能为力。事实让我们悲哀的是，正大光明者斗不过无耻的骗子，而躲在地下的盗版者可肆无忌惮地用谎言编造的文字来欺世骗钱。按理说邪不压正，令人困惑的是，合法的图书出版者要像做了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出书以防盗版，而非法的盗版者作为真正的贼却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占领图书市常

盗版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獗，原因自然有种种，但最突出的因素还是在于政府图书出版管理部门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不够，由于目前对盗版者只是一般性的罚款，少有重罚重判，使盗版成了利润大、成本低、风险小的赚钱方式。政府反盗版在过去仅仅是采取少量的、不定期的突击行动，却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资金、专门的管理者进行长期的、制度化的规范管理。其实，政府抓反盗版，可在出版、发行、销售这三大环节上对盗版实行截流堵源，同时对盗版活动各个环节的参与者施以重罚重判，即加大参与盗版活动的风险与成本。试想，都像上海那样卖一本盗版书罚5万元，哪个书店还敢卖盗版书。

盗版猖獗是中国出版界的耻辱，盗版者日益发达的想象力则反衬着图书市场管理者的不得力。实际上，反盗版难，只是对于作者个人和单一的出版社而言，如果存在强而有效的全国范围的政府反盗版行为，再辅之新闻媒介对盗版书、盗版者的曝光，盗版狂潮是完全能够遏制的。

（上官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