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闻媒体开展监督，假若没有来自地方首长强有力的支持甚或“撑腰”，所谓的监督便无法摆脱“流于形式”的命运和失之疲软的尴尬。以山西长治吕日周支持新闻监督为例，假若不是他胆识过人，给《长治日报》的报人注入“强心针”和“兴奋剂”，长治地方媒体便不可能恢复并最大限度发挥其本身具有、国家赋予和人民认可的监督功能，更不可能将长治市各级官员置于触角敏锐的新闻监督之下。其实这也正是时下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尚处于附庸地位的真实反映。

其次，尽管新闻媒体被称作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在其履行自身喉舌职责的实践中，行政干预、地方保护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仍困绕着新闻媒体的正常运作。比如在各地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防范媒体审判的努力，远远超过对行政干预、地方保护等影响司法独立的抗争。实际上，与行政干预相比，媒体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反过来讲，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媒体的关注和努力，才使得一些案件摆脱了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并最终得到了公正判决。故而在一个地方，假若离开主要领导的“表态”，新闻监督面对行政干预等等因素构织的天罗地网，便永难逃出被伤害的雷区。

再者，新闻监督运作时的法律障碍，也注定其要仰仗“领导表态”，才能正常履行监督之责。按说，新闻监督是民主政治下新闻媒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其监督权利是受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保护的 ，但为何长期以来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甚至还遭遇被侵害的命运，就是因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与地方（小法）的较量中因法律棚架而败下阵来的缘故。因为宪法对新闻监督权只是原则性的界定，而“解释权”却掌握在地方法规甚至是一纸公文手中，如此就导致了“宪法不如地方法律管用”的奇怪现象发生。因为在许多地方领导的心目中，只要是能确保地方的利益最大化，便可以蔑视一切包括法律上的障碍。故新闻监督要想迈过法律障碍这道坎，也必须仰仗“领导表态”。

因而，在《新闻法》出台之前，新闻监督仰仗“领导表态”的尴尬地位便难以彻底摆脱。当然，一些地方在地方立法时考虑到了新闻监督的定位，但这类法规往往缺陷明显，大多都缺少如何保障新闻监督正常进行的具体性措施，这就依然为“领导表态”留下了一定的存活空间。（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