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套这句话来说明《新周刊》的成功之处--《新周刊》秀故《新周刊》在。
《新周刊》之不可评在于在形成一种固定的编辑构架和模式，有了相对成熟的品牌。《新周刊》似乎无懈可击，没有这样的模式就不是《新周刊》了。这是《新周刊》的独特性，也是它的成功之处。
《新周刊》的可评在于这种固定的编辑构架和模式，恰恰成了它发展的拦路石。一直以来，《新周刊》的招式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三招之后就让人乏味，觉得不过如此。这是《新周刊》的苦恼，任何一个选题经过他们的手后就是这种模式，没有突破，只有看似稳定的徘徊。
但不能否认，《新周刊》是当代通俗文化的一个符号。它所蕴涵的是小资+小知的情结，在我看来，还有无厘头文化倾向。因此，只能说《新周刊》表现了当今青年的一种的心态，一种生存状态。这是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
我秀故我在
《新周刊》之不可评是以传统意义上新闻或媒介概念来衡量的。从这点来讲，《新周刊》所做的不是新闻，充其量是准新闻。但在国外，传播学学者已提出了新式新闻的概念。他们认为，新式新闻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将信息和娱乐结合起来，它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更生动、更及时。比如，在竞选新闻中让布什出现在音乐电视中、请克林顿表演萨克斯管。所以，《新周刊》本质上更接近于这种新式新闻。
《新周刊》曾做过"我秀故我在"专题。也许可以套这句话来说明《新周刊》的成功之处--《新周刊》秀故《新周刊》在。《新周刊》正是把握了"秀"字使它中国报刊市场脱颖而出，占三甲之列。创刊5年来，《新周刊》出版发行了112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初创阶段。创刊伊始，《新周刊》是大开本，内容上、形式上尚找不到感觉，每一期都在做一些尝试。但《新周刊》一改人们印象中杂志形象，努力给人高品质的期刊面目。
第二，崛起阶段。从"中国不踢球"那期开始，《新周刊》可以说是找到感觉，随后的"1997大盘点"、"我爱你"、"弱智的中国电视"、"城市魅力排行榜"、"中国无隐私"、"20年中国备忘"等几期树立了在中国期刊市场的地位，完全是新锐做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稳定阶段。《新周刊》找到自己的模式之后，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同时逐渐树立了品牌。这期间有"新30而立"、"爱情之死"、"飘一代"、"无厘头.com"、"2000中国电视节目榜""婚姻股"等专题，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关注。但形成了固定模式，虽有试验，可是没有突破。
在这三个阶段中，《新周刊》最成功的时候在第二阶段。
它的"秀"在于策划，或者说制造新闻专题。几年来，《新周刊》制造了很多概念，比如"盘点"、"榜"、"飘"等，一时间成了众多媒体的模仿的对象。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它的形式感，用批判的态度来审视时尚和热点。这种形式感包括杂志整体的图片选择和文字说明。它的文字和图片基本抛弃了传统新闻的模式，可以说摆出了王朔式的"我是《新周刊》我怕谁"的姿态，指点江山。《新周刊》所做的专题都是基于自身的立场、事先决定的程序来完成的。
《新周刊》的批判是带有盘点式的，完全是编辑式、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全面，并用某种观点来组合，而且主题突出，使之形成了品牌和杂志本身的"杂"的特点。这种套路"简化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使复杂问题变得简单和易于理解"。有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认为就是所谓的深度报道。
《新周刊》的"秀"是成功的，因为一直以来它的目标就是成为一本高品质的杂志，区别与传统的国内杂志。这种"秀"是以市场化规律来运行的，是一种品牌经营。《新周刊》从来就是文化商品，是供来消费的。这种文化生产将成为今后报刊发展的一大趋势。
《新周刊》的危险地带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和朋友探讨《新周刊》的文化本质。我说，《新周刊》的核心是"无厘头"，起码它的后期带有此倾向。但我的朋友不同意，他说，《新周刊》实际在美感上是典型的"后文革嘴脸"，本质则是小知识分子式的。他还说"无厘头"是可以消解的。还有朋友告诉我，《新周刊》本质上"流氓式"的文化批判。
这就使我产生了怀疑，《新周刊》究竟是办给谁看的，它的目标市场在哪里？其实它是读者对象是模糊的，或者说清晰但不确定和稳定。因为它一直站在批判的立场来构架选题，随着时尚的变化，就带来了读者的漂移。
《新周刊》号称是一本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那么，到底是先时事还是先生活，先新闻还是先时尚，它的侧重点在哪里呢？从它的发展来看，从栏目设置来看，《新周刊》也一直在选择，几经变化。
更重要的是，《新周刊》的内容核心是追随时尚、制造卖点，而且形成了固定的驾驭方法，但时尚是不断变化的，同时所谓的文化背景也在不断更新，如果有一天《新周刊》目前被人接受的批判态度发生变化，而《新周刊》编辑构架还保持不变，那么谁还来消费《新周刊》呢。正如美国《生活》的倒闭一样，那是它追求的时尚，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新周刊》的成功编辑构架正是它最大的隐患。
如果从策划角度来讲，概念制造是有限的，所以一段时间来，《新周刊》给人江郎才尽的感觉。从它的文章来讲，给人空洞之感，只是罗列，翻翻就够，有骨但肉不多。比如，第110期《毛主席天天见》就是典型地表现了几大矛盾：一是新闻和时尚上的，因为是7月1日，便想做有关新闻，所以选了毛主席，但偏要和时尚搭边，便来个"情结"。二是固定模式的突破的矛盾，本来做"情结"挺好，但又是一个盘点，整理资料，基本空洞无物。这就使人产生了厌倦性。
突破性的实验
《新周刊》的核心层想必也知道他们的苦恼，所以近年来还是做了一些突破性的实验。
一，飘一代。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新周刊》的首创，反映了当今青年的一个生存状态。不仅策划成功，而且利用此概念生产附加产品，是系列产品的一个实验。
二，媒体批判。几年来，《新周刊》对中国的媒体进行了思考，从"弱智的中国电视"到"中国娱乐自愚自乐"，再到"病态传媒"，做了延续专题报道的实验。
2000中国电视节目榜。这是《新周刊》利用"榜"的概念，和自身的品牌联合其他媒体做的最大榜，相对那些站在《新周刊》角度的"城市魅力排行榜"之类的"榜"而言，最具科学性，可以说是《新周刊》品牌效益的最大化。
（ 蝶雨摘自《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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