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辨义》绪论

　　
　　（四）战国时代七强国从政治到经济体制在不同程度上转入封建制度，但作为我国从整体上承纪周王朝奴隶制国家进入封建制国家的标志应是秦王朝的建立。这场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变革是经过了四五百年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才完成的，所以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科学思想解放时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体系是在这个时代才真正建立起来的。而封建主义统治思想体系的确立是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重又承袭了奴隶制时代的以“天命观”为基础的巫术文化，改造了老子的“道学”与孔子的“儒学”，建构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我国由原始公社制的“德治”政治到奴隶制社会的“礼治”政治，到封建制社会的“法治”政治，其转变的显著标志就是彩陶文化――青铜礼器文化――铁器文化的不同发展历史。

　　
　　考诗三百零五篇之内容，基本上属于西周时代的作品，一部分风诗当是殷代的作品，春秋时代较少。孔子一再提到“诗三百”；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公孟篇》）当孔子还只八岁时，吴公子季札在鲁观周乐，使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以上季札一一有评论，惟风诗“郐以下无讥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缺鲁颂、商颂未歌，其篇目已与《毛诗》基本相同。既名为歌“周乐”，自是周王室天子乐，因鲁为周公旦封地，成王敕定待以天子礼，“鲁君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礼。”（《礼记》）由此说明“诗三百”成典籍乐章是很早的事了。诗、乐是由周王室乐师掌管的，专用于巫术礼教典礼，自当早有典籍。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这个说法当无大错，但删定“三百五篇”典籍为孔子作恐怕不确切。依《诗》之内容，大都属于西周与西周之前，其所以合于孔子之“儒学”体系，这个原因当时孔子之“儒学”是由“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包括《诗》）继承发展而来之故，孔子“儒学”是固有历史思想文化体系在历史新阶段的一个继承与发展。前484年孔子周游列国返鲁“正乐”，这应是真的。因为春秋战乱，周王室衰落，大量的王室百工散入各诸侯国，尤其是前520年周景王死，王子召合一些旧官僚和百工起事，兵败，一些官僚文人带走了大量的国家重要典籍，逃到楚国，从而使楚国形成为新的文化中心。至孔子时代“礼坏乐崩”，《诗》乐之雅颂乱套，这是客观的。孔子把《诗》、《礼》、《乐》，作为他教学的主要内容，自然要“乐正”，他删定“六经”，即是“正”也。孔子教导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所说的“兴”，在言志；“观”，在鉴史；“群”，在识礼；“怨”，在抒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广识也。所以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矣。这应是孔子“诗教”之实质，与后来的伪道学家们所宣扬的“诗教”是不同的。因此，孔子所论应是我们研究《诗》的根据。孔子与他的学生论诗，的确高人一筹，不仅切中要害，而且能活学活用，联系实际，举一反三。如子夏问礼于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子夏举出描写美人形貌的诗，孔子教导说：“绘事后素。”子夏即明白：“礼后乎！”孔子借这几句诗来论证与礼之关系，指出政是质是本，礼是文是末，先质后文。礼是因政之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所以礼是为政服务的。这种治学方法能够揭示出古代文化的特质。《易》哲学“以无为本”，“八卦”是“无象之象”，而且有“不变”、“变”、“简”之特点。彩陶装饰之鸟纹、蛙纹、鱼纹、花叶纹，逐步演化为波浪纹、旋涡纹、折带纹、网纹和方格、菱形等几何纹；神化中的“人首蛇身”，“人身牛首”、“人面鸟身”等各种图腾，“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等神话故事，都包含着极深邃的意义。我们今天不少人治《诗》，就是犯了“直观”的毛病，简单地把“风诗”都看作爱情诗，还冠上“劳动人民的”；把“雅、颂”看作是奴隶主贵族作的宴饮酬歌和“清庙”颂歌。因此下结论：雅颂多糟粕，风诗多精华。这样治《诗》，自然要造成失误。《礼记•乐记》有云：“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这是就乐调特点而论，《诗》之风雅颂既然与乐调相配，自然在思想、情感、精神上相联系。“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同上），这是古人诗礼乐的观念，所以说：“乐者，德之华也。”（同上）明确了这些基本观念，再来研讨《诗》，也许就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