磅礴于中原广大地区历时三千多年的彩陶文化，证明了我们民族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进入了农业经济时代。彩陶型制和装饰纹样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性、稳定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和原始氏族公社制的稳定性。彩陶文化当是原始公社制社会的文化，它的盛衰正好反映了原始公社制盛衰的历史；正如青铜礼器之盛衰与奴隶制社会盛衰相一致一样。由于彩陶文化是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农业生产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因此促进了天文历数的发展；彩陶装饰与许多神话及巫术礼教的重要巫术工具“八卦”，都同天文历法有关系。如彩陶装饰纹样中大量的鸟纹，应是神话中所说的凤鸟（太阳图腾、历正）、玄鸟（春神，春分候鸟）、朱雀（春分二十八宿鸟星）、鸠（布谷鸟，春播候鸟）等，《左传•昭十七年》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劳）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依鸟象定历法节次，春夏祭典礼器因此规定用鸡彝鸟彝，如《周礼•春宫•司尊彝》有云：“春祠、夏□，裸用鸡彝鸟彝，”春祭大典成了我国历代的重典，同农业经济密切相关。彩陶纹饰中的蛙纹同月亮有关，农谚有云：“鸡叫太阳蛙叫月。”蛙为春信之虫，春天蛙复苏即繁殖，往往在月明之夜找配偶鸣叫彻宵，因此古人把它同月亮联系起来，成了月亮图腾，月亮因此成了蟾宫；连美丽的嫦娥奔入月也化为蟾。风与蛙是同天干地支历法有关系的图腾。所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也当是与天干地支历法有关的神话。彩陶纹饰中的鱼纹、花叶纹、鹿纹等等也都同春天有关，同农牧业生产和天文历法有关。这是原始图腾巫术礼教通过“象观”以表达先民祈求农牧业丰收的意愿。其意不在象，而象在表意，因此促使彩陶装饰不断地抽象化，几何图案化。凡是圆圈纹、圆点纹、旋涡纹、波浪纹、回形纹、云雷纹、花叶纹等都同鸟纹有关；凡网纹、弧线纹、锯齿纹、直线纹、三角形纹、菱形纹、方格纹等都同鱼纹有关；凡拟人纹或蛙纹、折线纹和部分旋涡纹、浪波纹等多同人形纹、蛙纹有关（参看吴山编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一书之陶器附图）。

　　
　　神话“夸父逐日”当与天文历法的创制有关系。“夸父”，即大父、天父，夸古文作□□，从大（□）从天（︽），从亏（象气舒展，阳清之气为天也）；或从太□、从□（手杖也），巧也（规矩）。父字古文作□，亦手杖也，矩也。（《说文》）“逐日”，即追日，测日影也。夸父用手杖作日圭测日影，发现夏至、冬至，而定年月四季八节，创天文历法。阴阳观与“八卦”之产生均与天文历法有关，《易•系辞》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的“卦”字，从圭从卜，“土圭”是日晷；易，甲骨文作□□，似太阳升落原始反终之变象，故云“生生之谓易”。测日影的“圭”可谓“太极”，“生两仪”，即日光和日影；日光在天，故为天为阳（乾），影在地，故为地为阴（坤）；生四象八卦，即为四季八节之年。用八卦符号表示即是阴阳数符号（奇数为阳数天数，偶数为阴数地数）或阴阳抽象符号：“三”（参三，乾）、“□”(两地、坤），互错得其他六卦：艮、兑、坎、离、震、巽。按“八卦”可算计天文历数（大衍历数）。夸父之手杖，在不作日晷时，不具备“太极”的意义，为“无”；但不是空无，而是无形之形、无象之象；当它作为日晷时，便为“太极”，生阴阳八卦，谓“有”；即是无象生有象也。引申为哲学概念，即“有生于无”。以“阴阳观”引申到宇宙观，论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即天地未生为阴阳混沌元气，谓无象之象之“太极”（或谓“太一”、“太朴”）；天地始分即为阴阳天地，人之男女，万物之牝牡、雌雄、阴阳等等。所以“阴阳观”成了我们民族哲学的基本观念，这是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观念，主导着民族文化体系的发展。彩陶装饰图案阴阳相关奇偶数的变化，也充分显示了先民稳定的阴阳观念。所以传伏羲氏创“八卦”，依彩陶文化装饰纹样内容的稳定性和许多神话所反映的天文历法观念，当和稳定的农业经济相关。夏代已有夏历（甲骨卜辞有火、鸟二星记历时，孔子亦云“夏时”）。商甲骨卜辞已有完整的天干地支历法。一九七九年已发现江苏海安县青墩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刻有“八卦”数符号的甲骨鹿角，证明天文历法、“八卦”产生是相当久远的。《易•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道理是对的，所以，彩陶装饰、神话、八卦，都离不开“象观”和“表意”。因此，“象观”和“表意”成了巫术礼教文化的主要表现方式和特点，从而也成了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和特点。《诗》的比兴手法即是由此意念发展而来；汉字的创造、发展，并形成书法抽象艺术，也由此而来；我国的文人画、雕塑、建筑、戏曲和中医、武术等等也都与此有关，从而形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哲学和美学。

　　巫术礼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主在祭天地山川（郊祭、野祭）、社稷和祭祖（庙祭），前者为祈求农牧业丰收，劝民奋发勤劳；后者为祈求加强血缘氏族、家族和民族内部之团结（亲亲、尊尊），劝民忠孝节义，确保社会、国家的安泰。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者之中，礼是根本。所以，他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因为“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晋语》）。所以，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将这一“天道”之乐引向“人道”之乐，便认为“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同上）。而“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国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