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溯  源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共三百零五篇，基本上为西周时代诗歌，集成于孔子之前，经孔子订正，以乐正诗，使风、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是他册定的“六经”之一，成为他的主要教科书。《诗经》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最高文艺成果，既是我国先民从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至家族奴隶制社会以来巫术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成了以后两千多年家族封建制社会诗歌文艺发展的基础。《诗》成为“《经》”，在于“诗教”，这乃是《诗经》的本质，也是中华民族诗歌的主要传统特点，这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诗”是随着巫术礼教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巫术礼教主在“究天人之际”，“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氏是传说中伏羲之前的古帝，这从“八阕”内容看已是农业时代的事了。就其乐章的体系看，总括天、地、人三者，以人为本，以天地为用，构成了严密的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先民独特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载民”当为序歌，主在祭祖示孝悌，以加强血缘氏族的团结。人本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主体思想，从远古神话看，世界万物乃是祖宗创造的，如“盘古分天地”，帝俊妻“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伏羲与女娲创造人类和自然万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翌射日”，“嫦娥奔月”，“公工怒触不周之山”，“大禹治水”等等，充分表现了人定胜天、人主宰世界的伟大思想，与西方由神主宰世界的观念正好相对，从而形成了东西方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载民”的主题自然是歌颂人本身，即借颂祖以壮民心，加强团结。八阕之“总禽兽之极”，乃是呼应“载民”序歌之尾声，即终乐。“禽兽”是指各氏族图腾，“总禽兽之极”当是龙凤图腾族徽。龙图腾乃是各氏族各种禽兽虫图腾意象之综合体，以象征民族的团结和力量；凤图腾乃是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图腾。凤凰即是鸡，“一唱雄鸡天下白”，为辰鸟。古人无法科学地认识鸟象与天象的关系，将鸡同太阳、白天密切联系起来，把鸡作了太阳图腾，成了金鸡、金乌、五彩之鸟、凤凰，并作了主管历法的“历正”。以血缘氏族（家族）为基本结构的中华民族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所以中华民族就是“花族”，花为农业图腾，位于华山夏水旁的庙底沟彩陶文化，装饰均是花、鸟图纹，证明华山夏水由花图腾氏族族徽得名，花、华、夏古代当同音同义，“中华”亦当此而来。所以民族的始祖神伏羲、女娲，在汉代画像石上是“蛇（龙）身人首”，手执规矩和花草，规矩代表天文历数，花草代表农业。以前认为龙图腾是西方氏族集团的图腾，凤图腾是东方氏族集团的图腾这一说法当是值得商榷的。从古文献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传说看，远古东西南北各氏族均属龙凤图腾，都是共祖的。这样，我们就容易把一些古神话弄清楚，如龙族的祖先伏羲为东方之神太皞，主司春；其佐句芒，为春神玄鸟。如鸟氏族的太阳神兼月神帝俊也是玄鸟，既是东方氏族集团商的始祖，又是西方氏族集团周的始祖；而商周的始祖又同是炎帝、黄帝（龙族）。炎帝是太阳神、农神，又为南方之帝，主司夏；黄帝为中央之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他们的孙子少皞（昊）为西方之帝，主司秋，又在东方建立了凤鸟氏国，国人皆鸟，鸟师而鸟名，等等。这种复杂的龙凤图腾交织关系，就不言而喻了。由此，也就可以明了磅礴于中原广大地区历时三千多年的彩陶文化之装饰图案为什么没有龙图腾，只有鸟纹花纹、鱼纹、蛙纹等等，并由此抽象化为旋涡纹、波浪纹、折线纹、方格与棱形纹等几何图案，这是因为陶器是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用于储存农产品和日常生活的用器及巫术礼教的祭器，其装饰图纹均为与祈祷天时风调雨顺，确保农业丰收的天文历法和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巫术图纹。所以，八阕之“玄鸟”当是祭春乐歌，玄鸟即燕子，又名燕雀、朱雀，为春分候鸟，故为春神；春分日黄昏，二十八宿南方七星毕现于南天，故又名朱雀星。这是古代把鸟象与星象，与四季节次相联系的朴素的天文立法观念，在神话、彩陶文化的巫术礼教乐章歌舞中的反映。“敬天常”、“达帝功”和“依地德”，即是在祭祷天地变化之道“中正”。禳灾賜福于民，以颂天地之功德。“遂草木”、“奋五谷”，当是春秋祭典演仪生产、劝民勤奋、夺取农业丰收的舞乐歌。《汉书•司马相如传》有云：“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形象地道出了原始氏族社会巫术礼仪歌舞的特色。青海出土的马家窑时期彩陶舞蹈盆可启示我们，它是在生动地描绘当时巫术礼仪歌舞的宏大场面，舞者五人一组，列成三组，身着兽皮衣，头饰禽兽羽角，在平静的水滨（或黄河之畔）翩跹起舞，仿佛使人能听到其乐章的节奏和旋律。依《易》之天文历数概念，三数为天数，二数为地数；五数为天数“中极”，“中正”含“参三两地”之数，即含天地阴阳“五行”吉数，与巫术礼仪之“八卦”、“五行”观相关。“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舞八阕，“三数”亦含天地人三才之义，牛为农神（神农“人身牛首”）。所以，这只彩陶盆人数安排意义深刻，它与半坡的“人面含鱼珥鱼饰嘉禾彩陶盆”一样，恐是原始巫术礼仪的重要礼器，当同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氏族公社制时代巫术礼教的这种“敬天保民”观念，到了家族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就变成“敬天御民”的“天命观”，成了奴隶制度赖以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作为奴隶制时代的巫术礼器――青铜礼器，在继承彩陶文化装饰内容的基础上增饰了龙。以龙凤为主体的装饰纹样，并突出了饕餮纹，即牛头纹、或双龙（夔龙）合体纹（这在新石器晚期辛店彩陶、龙山文化农业工具石喯上已出现），仍集中地体现着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龙凤民族特有的观念和精神。所以上面所谈的“葛天氏之乐”，也仍然是夏、商、周三代巫术礼教的主要乐章。《吕氏春秋》载此，当有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