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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一个更为直接和严峻的问题是风格上的折衷主义。所谓折衷主义就是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式样而不拘泥于某种特定风格,所以也被称为“集仿主义”。随着生产的商品化,需要用丰富多彩的式样来满足和刺激市场,于是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情调杂然并存,汇为奇观。同时,19世纪的交通已很便利,考古学大为发达,加上摄影术的发明,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古代遗产,以致有可能对各种式样进行拼凑与模仿。
参见第五章：设计改革的概述部分。
马歇尔“折衷主义”一说的来龙去脉
关于马歇尔体系特征的概括和评价，历来存在明显的歧异。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采用“综合”一词予以肯定和颂扬。始终冠以“折衷主义”提法的是原苏联学者，不过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它。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述则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必须强调，搞清“折衷主义”这种概括和评价的来龙去脉，对于准确把握马氏学说和重新审视经济学史研究的若干传统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经济学体系 综合 调和 折衷主义 来龙去脉
THE CONTEXT OF THE VIEW OF
"ECLECTICISM" CONCERNING MARSHALL SYSTEM
Shi Shijun
Abstrsc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striking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mmary and review of the features of Marshall System.In reviewingMarshall System,most Westem scholars affirm and eulogize it with the word "synthesis",scholar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use "eclecticism",however,they do not negate it completely.Chinese sch0olars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We must emphasize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rasping Marshall theory conectly and reexamining some traditional views about the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to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summary and reviewof "eclectioncism".
Key Words system of econnomics synthesis eclecticism context harmonize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作为１９世纪末期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其学说一直是我国经济学史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按照历来的普遍说法，折衷主义性质是马歇尔学说的根本特征。对此，我多年之前先在学术会议后用论文形式阐述了不同的见解：马歇尔采用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逻辑来融合诸家学说的“精华”，并没有把相互对立冲突的理论简单地“拼凑”、“捏合”在一起，用“折衷主义”一词来描绘马氏学说，将其视作一种“大凑合”、“大杂拌”，是不正确的；用“综合”一词来概括马氏体系特征则较为适宜。［（１）］数年前我又进一步提出：“马歇尔的综合”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不应全盘否定；马氏“折衷主义”一说最初来自原苏联学者，我国学者后来对此又作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将其演进为一种不科学甚至僵化的评价套式。［（２）］学术界一些同仁对这些论断颇具兴趣，并希望我能就马氏“折衷主义”一说的来龙去脉再作深入阐发。为此，本文拟做些引经据典式的阐释工作，以求教于诸同好。
一
要探究这个主题，我们首先必须考察苏联著名经济学家伊·戈·布留明的有关论述。在本世纪２０年代至５０年代末，布留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界最活跃最权威的代表人物，不仅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了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对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深刻而又久远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史研究者，甚至至今能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布留明式的提法和分析依然在我国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时有所见。事实上，我国马歇尔研究中广泛流行的“折衷主义体系”评价，就同布留明有关的一系列论述密切相关。
布留明的早期著作《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一书是真正确立其很高学术地位的代表作。该书分为上下两卷，约８０万字，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写成后即付梓出版。正是在这部煌煌巨著中，布留明用大量篇幅深入而系统地阐述和评论了马歇尔学说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并明确提出了“折衷主义”一说。
布留明在该书上卷专门论述马歇尔学说的第三章里，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如果要表达马歇尔理论的精华，那末为了说明我们这位作者，我们就选用了‘折衷主义’这个术语。［（３）］其后，他不惜重笔浓墨，详细论述这种折衷主义在马歇尔体系中的种种表现，还特别强调“马歇尔的特点就在于把折衷主义变成一切科学认识的准绳，把经济体系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思想提到首位上来”。［（４）］另外，单是这样直接用“折衷主义”一词来描绘马氏学说，在该书至少就有七、八个地方。［（５）］可以说，如此概括和评价马歇尔学说的精华和特征，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间当推第一人，即使同西方经济学家们相比，亦可谓无出其右。
但是，布留明所使用的“折衷主义”一词又是个缺乏科学内涵的术语，含意混杂，难以确切把握。其一，他的“折衷主义”用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他的心目中，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诸流派无一不在折衷主义的行列。例如，奥地利学派是“隐蔽的、谨慎的、腼腆的折衷主义”，［（６）］而“数理学派和英美学派对理论经济折衷主义作出了最完整的表述”，［（７）］只不过“折衷主义在马歇尔那里表现得更尖锐更明确”。［（８）］布留明甚至声称：“美国学派是最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折衷主义典范。”［（９）］什么都是折衷主义，其结果只能折衷主义什么也不是。其二，他在描述马歇尔学说时，把这种折衷主义主要看成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他认为：“在很多经济争论中，马歇尔都企图扮演调节者的角色，他宁愿站在‘缓冲的’立场上，在许多问题上可以把马歇尔的观点确定为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平均的中间观点。”［（１０）］他又指出：“马歇尔站在两个学派的十字路口上。……这种中间性的表现就在于马歇尔在迥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之间波动。”［（１１）］其三，他还把折衷主义与“综合”一词等量齐观。他指出：“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是对各种庸俗理论的综合”［（１２）］，“对旧的庸俗的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的综合”［（１３）］。在这里，布留明批判了马歇尔学说的阶级实质，但同样采用西方学者最流行的提法来概括其特征。可见，布留明所谓的“折衷主义”并没有“大凑合”、“大杂拌”一类的明显含意。
同时，布留明使用“折衷主义”一词也不带有强烈的贬抑色彩，更未由此全盘否定有关的学说。尽管他反复论证马歇尔学说的折衷主义特征，却依旧对它作了许多肯定性的积极评价。他在第三章《马歇尔的理论》的第一句话就是：“毫无疑问，马歇尔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经济思想的伟大代表人物。有相当理由把他称为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的首脑。”［（1４）］在布留明看来，马氏学说“具有现实主义的趋势”，“顺便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评论，正是从这方面讲，我们这位作者的著作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利用。”［（１５）］他还列举了马歇尔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六方面理论内容。布留明甚至认为马歇尔“宽宏大量到这种地步，以致把自己许多思想的优先权都让给伟大的经济学家”［（１６）］，换言之，马氏提出过许多重要经济思想。显然，他在揭露和批判马歇尔的所谓“庸俗经济学”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马氏对经济学的功绩和一些具体理论见解。
到了５０年代，布留明在其公开出版的一系列研究著作中，进一步强调和发挥了马歇尔学说的折衷主义性质。他强调：“马歇尔是一个典型的折衷主义者”。［（１７）］他又进一步指明，这是因为，“固然，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某一方面来看都是折衷主义者，可是对马歇尔来说，折衷主义则变成了指导原则。可以说，这是在逻辑上被贯彻到底的有原则的折衷主义。”［（１８）］为此，布留明还深入分析了马歇尔折衷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表现。
不过，布留明此时对马歇尔本人及其折衷主义学说的评价已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有时还直接否定自己当年所阐述的观点。第一，火力猛烈地抨击折衷主义的庸俗性质，显然已是布留明评述马歇尔的主旨和重点。他指责马氏把１９世纪前半期流行的陈旧庸俗理论与１９世纪末风靡一时的边际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借以鼓吹一种虚伪透顶的辩护观念。［（１９）］事实上，在马氏的“庸俗折衷主义”学说里，“尽管各种各样的庸俗理论被互相配合起来，它们并不能变得稍微正确些。”［（２０）］相反，“马歇尔打破了厚颜无耻替帝国主义辩护的记录”。［（２１）］第二，他强调那种把马氏列为“伟大经济学家”和“新古典学派代表”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２２）］，“是建立在沙砾上的”［（２３）］，“马歇尔不过是各种各样庸俗理论的‘伟大配合者’而已”［（２４）］。“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把他归入反动的庸俗学派经济学家的队伍。”［（２５）］第三，他对马氏的具体经济分析不再给予丝毫的肯定性评价，反而作了牵强附会的批判。例如，他把原先赞成过的数学分析手段称之为“数学把戏和装饰”［（２６）］，抨击需求弹性“这个‘论证’的基础是企图把垄断资本家理想化”，［（２７）］等等。
不难想象，布留明学术见解发生如此微妙的重要变化，是同其时特定的政治与学术的客观环境紧密相联的，亦是他本人片面强调对西方经济学批判斗争的做法的必然产物。但尽管如此，布留明对马氏的某些评价依然发人深思。他开始反对抽象地谈论“一般的折衷主义”，一再申明“必须区别整个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所具有的总的折衷主义倾向，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在个别国家、个别时期发展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折衷主义的特殊表现。”［（２８）］因而他对许多学派的描述不再使用“折衷主义”一词。他在大力渲染马氏折衷主义的地方，有时仍旧将“综合”这个提法作为同义语。［（２９）］另外，他明确认为马氏的折衷主义“是在逻辑上被贯彻到底的有原则的折衷主义”［（３０）］，同时不否认后者有着自己的理论创造，“试图‘改善’旧的庸俗供求理论，使之花样翻新”。［（３１）］这些都表明，布留明仍旧未把马氏折衷主义视作一种“大凑合”、“大杂拌”。
必须指出，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这部力作，篇幅宏大，视野开阔，论述精细，在其时堪称出类拔萃。［（３２）］加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对数理学派和英美学派问题作过详细的研究。作者对许多问题不得不第一次发表意见。”［（３３）］该书这种独特的学术地位，自然使得布留明本人及其重要见解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所推崇与普遍接受。这样，布留明在５０年代其鼎峰时期反复论证的重要学术观点，无疑成为苏联东欧各国经济学者的圭臬。马歇尔折衷主义一说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已。
例如，５０年代初期曾来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然明教授就大致因袭了布留明的说法。他强调指出：“马歇尔是一个典型的折衷主义者，庸俗经济学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主要思想，几乎都被他收罗到自己的‘理论’中来了。”［（３４）］为此，他还具体分析了马氏的价值论和利息论的折衷主义特点。他又直接批评那种把马歇尔称作“新古典学派”的说法，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３５）］。不过，然明还是承认马歇尔有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见解，如对“生产费用”这一范畴的新阐述，提出了“三个时期”的理论，关于需求弹性的运用，工资理论中添加了新东西等。［（３６）］但然明又不作具体阐发就自相矛盾地提到，马歇尔的“一切‘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奥国学派那里剽窃来的”。［（３７）］。
苏联著名学者卡拉达也夫和雷金娜在１９６１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中，同样明确指出：“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马歇尔和克拉克企图综合许多庸俗的理论……。因此，极端的折衷主义、许多矛盾理论的结合，便成为这些经济学家的各种观点的特征。”［（３８）］在第１６讲的《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一节里，他们完全只分析马氏价格理论的庸俗性，认为它将三种庸俗学说相结合，目的在于驱逐劳动价值论，并证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３９）］可以看出，除了避而不谈马氏理论有无自己创造性这点外，他们的论述基本上不脱布留明的窠臼。
玛·纳·斯密特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一书也大致持如是观。他指出：“某些肤浅的生产观点同边际效用观点折衷地相调和，这就是英国学派的基本特点”，［（４０）］而马歇尔“把折衷主义奉为原则，以便于用伪科学谰言偷换科学”［（４１）］。她还具体阐明了：马氏“在价值理论方面贩卖廉价的折衷主义”［（４２）］，用三种生产率规律“去掩盖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的实际地位”［（４３）］，用消费者剩余学说来摆脱现实，云云。
然而，随着时代的迁移和情况的变化，布留明评述模式的影响力毕竟大大削弱了。这突出表现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４４）］一书上。该书由雷金娜等二十多位苏联学者集体撰写，并经教育部审定作为苏联高校经济专业教科书。它在短短三页的《剑桥学派》一节里，评述了马歇尔学说的特征和价格理论。它仍然坚持这种看法：“马歇尔在自己的观点中，把起源于１９世纪前期的生产费用论、供求论、资本生产力论和节欲论，与更晚时期（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初期）的‘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结合了起来”［（４５）］，并且指明马氏学说反对劳动价值论和鼓吹革命斗争无用论。可是，其评述却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重要变化。一是通篇不用“折衷主义”一词来描绘马歇尔。二是始终未用“庸俗”一类字眼直接评价马氏学说。三是用一段文字明确肯定需求弹性理论“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在价格政策方面提供了一定依据。”［（４６）］显然，它比布留明２０年代的论述更实事求是些，尽管其中仍有诸多缺陷和不足。
相形之下，东欧学者似乎做得要彻底些。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安道尔·马加什于１９８０年出版了其《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一书英文版，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其后该书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该书第一篇中，马加什专门用两章篇幅介绍马歇尔的需求函数理论和对戈森第二定律的发挥，［（４７）］另外分散多处还有一些评述（尤其是第一篇第九章的最后部分）［（４８）］。由于他是着眼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来评述马歇尔的，于是，什么“折衷主义”、“庸俗性”、辩护士“云云在这里统统荡然无存。他实际上是从一个新的实证分析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学史。应当说，这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开了先河［（４９）］”。
二
众所周知，马歇尔体系的最终建立是以《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问世为标志的。该书兼收并蓄，集各家学说之大成，却显得不偏不倚，从而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者所信奉。于是，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经济学原理》先后出过八版，马歇尔学说俨然一统英国经济学界的天下，“马歇尔的《原理》是圣经，……马歇尔就是经济学”（琼·罗宾逊语）［（５０）］，有人干脆把该时期称为“马歇尔专政”［（５１）］。毋庸赘言，马氏那种熔诸说于一炉的做法在当时的英国倍受青睐，对它的批评指责显然难以在学坛上立足。
但是，马氏学说虽则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亦具巨大影响，却有一些人认为它在搞“调和”或“折衷”。例如，美国著名学者达文波特《价值与分配》一书第十章的标题即为：《试图调和的马歇尔》［（５２）］，欧文·费雪似乎也有过类似的看法。［（５３）］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尽管知道关于其学说的这种评论并无恶意或贬义，却依然对此作了坚定不移的反驳：“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种类的学说搞过折衷。……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搞折衷，而应该积极地提出他自己的判断”。［（５４）］
马歇尔的这种立场看来得到了二次大战前大多数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支持和赞同。路·汉讷针对有人提出的“调和”一词，明确指出：“‘马歇尔综合’本可以是更好的提法。”［（５５）］后来，他在其《经济思想史》第四版里，进一步明确反对用“折衷主义”的提法概括马氏学说，说：“他可不仅是折衷派，也不仅是批评家。他在了解多，观察深，且承认旁人的合理协调之时，又能看出其矛盾或相反的主义，然后合冶一炉，使之成为整体。我们可以说，马歇尔的综合，不是完全的，然却是著名的大体上就论究经济生活而言，或许永无凌驾其上的著作”［（５６）］。温格尔在《二十世纪经济学》里也指出：“现代英国文献中最著名和最具价值的经济学体系包含在马歇尔的《原理》之中”，马歇尔同杰文斯相比，“视野更宽阔，头脑更有系统性，他是完成足资仿效的将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相综合的第一人”［（５７）］。同样，霍门在《现代经济思想》一书也强调，综合是马歇尔体系的三大基本观念之一。［（５８）］可见，他们都力主用“综合”来表述马氏体系的根本特征［（５９）］。另外有些学者并未直接评述马氏学说或它的特征，却用溢美之词间接肯定了其体系。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说史》用了这样的称呼：大的现代理论家马歇尔”［（６０）］。而金洛克在《英国六大经济学家》（１９９３）一书中则认为：马歇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因为亚·斯密是苏格兰人，而李嘉图是犹太人。［（６４）］
相形之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经济科学的进步，战后西方经济学史家们对马歇尔体系的评价可谓多种多样。但是，反对将马氏说成“折衷主义者”的见解依然占据主流。熊彼特在其极负盛名的《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０）里明确指出：有些人“把马歇尔贬低为折衷派，认为他试图对英国‘古典学派’的分析原理与‘边际效用学派’的分析原理加以调和与结合（或折衷）。……马歇尔本人和马歇尔学派都不无激愤地拒绝接受这种解释。他们是正确的。马歇尔有力的分析引擎——虽然现在看来也许陈旧了——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努力的结果”［（６２）］。罗尔在其著名的《经济思想史》（１９７３）中也认为，马氏体系看起来令人有一种折衷主义的感觉和印象，这是由于它具有非常精细的内容和包含一种追求完整性的技巧所造成的［（６３）］。马歇尔的“分析天才使他能够建立起一种经济学说，……那是个最有成果的经济学说”，这是“伟大的体系”［（６４）］。还有人则作了这样的评论：“马歇尔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依然是当今正统理论的基础。……与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创新者不同，马歇尔强调的不是他与以往学者们的差异，而是他对这些人思想的借用。……其著述不是以自我赞誉为特征，而是以谦让为特征的，这种品质在那些创新的大思想家的著作中实属罕见。”［（６５）］另外，不少经济学史家仍然采用“马歇尔综合”的提法，并持肯定或颂扬的态度。［（６６）］
同时，其他一些学者只是直接对马歇尔体系给予肯定或颂扬，从而实际上反对着折衷说。有人认为：“马歇尔《原理》一书所表明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在该书出版大约半个世纪后，建立起正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基础。按照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科学群体发现，他们被赋予了一系列相联系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它们对于当前范围广泛的有兴趣的问题是有用的和灵活的。”［（６７）］里马在《经济分析的发展》一书则指出：马歇尔对以往经济学说作了比他本人原先预料更为完全的改造，这种改造具有六大特点，它们都对经济分析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发展了许多经济学概念。［（６８）］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勒数十年前就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或许现在存有某种可能低估他（指马歇尔——引者）的贡献的危险，因为自《原理》第一次出现以来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济理论在严密性、结构一致性以及对称性等方面进步很大。……马歇尔在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创性上，在他的前后一贯以及视野的广阔上，几乎无与伦比地领先于他的前辈和早期同代人。”［（６９）］显然，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那种否认理论独创性的折衷说严重曲解和贬低了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
诚然，“调和”、“折衷”一类的评价并未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绝迹。马克·布劳格在著名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一书中就依然明确认为：“马歇尔在边际效用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作了调和，它通过表明这些经济学可以一起容纳进更为广泛的框架里而使得那些新观念颇合口味”［（７０）］。用语虽然比较委婉含糊，在具体论述马歇尔有关学说时也肯定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但毕竟使用了“调和”这类提法。另外有些学者还是因袭当年一种较典型的解释或理解，把“折衷主义”当作“折中主义”、“中间路线”一类含意来使用。海尔布罗纳对马氏体系走“中间道路”的评价便为一例。［（７１）］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史家的提法无疑有着相当的影响。相对照，日本出版的《世界十五大经济学》则直截了当地把马歇尔描绘成折衷主义者，不过所作的解释首先还是当年的“标准”说法：“有时称马歇尔为折衷学派，因为他意图将从劳动或生产费用说明商品价值的立场，以及从欲望和效用说明商品价值的立场加以整合。……他试图使两者相辅相成借以树立第三种立场”［（７２）］。同时它还有自己进一步的说明：“虽然他企图整合两种不同的立场，可是他对价值的把握却流于不彻底，那是由于他未提出价值论，而只立即提出表现形态的价值论。”［（７３）］后面的解释是日本学者特有的理解，在西方经济学界并无多大影响，却似乎较接近“折衷”一词应有的含意。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反对“折衷说”，用“综合”的提法来表述马氏体系的特征，是西方学者的主流。第二，即使有些西方学者使用“折衷”、“调和”一类提法，在他们自己看来并无贬抑马氏的意味（当然贬抑者也有），这类提法往往被理解成“中间道路”、“中间性”。第三，使用这类提法的多数西方学者没有否认马氏学说的前后一贯和理论创造，更无“大凑合”之意。可见，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折衷”一词与５０年代以来苏东学者的用法大不相同。
三
我国经济学界对马歇尔学说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的有关评述更为滞后。总起来看，我国马歇尔研究的分析框架和评述思路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我国老一辈学者（绝大部分已故世）在３０年代中期至４０年代出版（有的５０年代初又重印）的有关著述，一般而言，主要或较多地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熏陶和影响。自５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学者撰写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又带有较鲜明的苏联式痕迹。而最近这些年来，我国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努力摆脱传统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式思路，开始实事求是地评述马歇尔学说，并已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下面就对此作个粗略的回溯。
我国４０年代前后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在评述马歇尔体系方面，具有相当显著的共同之处，即：几乎众口一辞地认定马氏在搞“折衷”，同时又把“综合”视为其当然的同义语，有的还干脆将两者并用。沈志远指出：“他（指马氏——引者）关于价格的理论，只是李嘉图和杰文斯的理论之折中的综合。……在马歇尔看来，认为李嘉图和杰文斯二人的见解，是同样地犯着偏向性的毛病。”［（７４）］刘及辰也认为：“马氏的这种（站在需求供给法则上的）价格理论，很明显地是一种折衷０的理论，即把李嘉图和杰文斯折衷综合起来的均衡价格论。”［（７５）］著名学者王亚南似乎更加强调马歇尔的“综合精神”特征。他说：马歇尔的“均衡‘愿望’是靠着什么建立起的呢？……他是借着以往各家经济学说之综合或折衷来架设的。”“他企图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综合在一起。……这样聚各家学说于一炉而治之。”［（７６）］但王亚南又指出：“尽管他自己表示是折衷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但毕竟是偏向在后者方面。”［（７７）］还承认说：“马歇尔在这种偏向中，自己还别出心裁，另创了几种学说”［（７８）］。在另一处，王亚南还使用了“马歇尔的综合精神”［（７９）］这个提法。应该说，这几位学者对“综合”或“折衷”都没有表示出什么贬抑之意，相反，有的还有所肯定。
与上述学者不同，另一些专家则对此表露了鲜明的褒贬之情。例如，赵ｎǎｉ①抟同样强调了“马氏采取折衷调和的办法”［（８０）］，还在书中用小标题“连续的原理——折衷主义”［（８１）］来点明它的实质。不过他对这种折衷主义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马歇尔在思想上有着很多成功与贡献，其中首先就是“调和成本与效用合而为一，往昔杰文斯与李嘉图的争执得以解决。”［（８２）］反之，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１９５０年出版的《经济思想小史》里，较激烈地抨击着马氏的“综合”。他批评说：“马歇尔企图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综合在一起，企图把古典学派与奥大利学派的学说综合在一起，可是，在实质上，他却庸俗化了古典派的主张。”［（８３）］同时，“马歇尔所‘创造’的几种学说，说穿来，无一不是边际效用说的变种。……在他的学说中，是嗅不出一点古典学派的进步的成份的。”［（８４）］他还认为：“马歇尔比穆勒是来得更浅薄的。穆勒虽然庸俗，但他还觉得资本主义社会有缺憾；马歇尔呢，那是很‘彻底’的。”［（８５）］可以看出，许涤新的这些见解已十分接近苏联学者的评价。
特别须一提的是，４０年代中后期国内还出版过两部研究马歇尔的专门著作，即郑学稼的《马先尔的经济学说》和褚葆一的《马歇尔之经济学说》［（８６）］。这两本篇幅不算很大的著作都依循马氏体系的本来结构，比较详尽地剖析了他的各种理论，态度显得公允平和。它们都采用“综合”或“折衷”的提法，总的说也不含明显的否定意味。但相比较而言，前者讲过马氏缺乏逻辑训练，有时顾左右而言他一类的话，实际上多少隐指马氏体系的某种混乱，而褚葆一之书似并没有这类微词。
５０年代以来，通过翻译著作、学术演讲尤其是系统授课等形式，我国经济学界大量引进和广泛传播着苏联学者的主导观点。于是，布留明关于马氏的“折衷主义”一说也对我国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自那时起直至８０年代中期，我国出版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教材、辞典和研究论文，对马歇尔的评述普遍包含如下的思想和提法：［（８７）］一是用“折衷主义”的提法来概括马氏体系的特征，“综合”的提法从此消声匿迹。二是按照哲学的涵义，把马氏的“折衷”看成是一种无原则的机械的调合拼凑，丝毫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有的还用了“大凑合”、“大杂拌”之类的字眼。三是对马氏“折衷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予以彻底否定，指责它充满庸俗性质，是庸俗理论的大杂烩。四是进而全盘否定马氏学说，认为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科学的进步毫无积极意义。五是基本上不谈及马氏学说对数理倾向与社会学倾向的综合，更只字不讲反映其社会学倾向的许多重要思想，因为它们可能使得上述一些评述难以立足。
可以看出，无论在马氏体系的总体评价上，还是对其具体理论的态度上，抑或使用有关的提法上，这段时期的评述都同中国学者４０年代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必须指出，尽管马歇尔搞“折衷”的说法最早出自西方学者，但他们大多数人使用此词（即英文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含和解、中间立场之意）与布留明后来的用法（可用英文ｅｃｌｅｃｔｉｃ表示，即折衷主义的）内涵并不相同。很明显，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我国流行的“马歇尔折衷主义”一说的源盖即出自苏联学者（首先是布留明），倒是４０年代中国学者的用法大多属西方式。然而，我国学者对“折衷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大大突破了布留明们的范围。例如，将其视作无原则的大凑合，否定马氏对西方经济学的创新成份，无视马氏的许多重要思想，进而全盘否定马歇尔学说，等等，都明显地或多少违背了布留明的原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无疑同其时的学术氛围紧密相关，同时还有其他复杂情况。就拿笔者本人而言，直至８０年代还公开宣扬过这类“折衷说”。［（８８）］这是值得反思的。
令人瞩目的是，随着实事求是精神蔚为风气，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述评开始采取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态度，从而“马歇尔折衷主义”一说也受到严重的挑战，不再为许多人所采用。朱彤书主编的《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和方崇桂、尹伯成主编的《经济学说史教程》都直接摒弃了“折衷主义”的提法，改用“马歇尔的综合”来概括和描绘其学说。［（８９）］而汤在新主编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史》虽则偶尔提及“折衷调和体系”，却较多采用了“综合”的提法，更重要的，其整个阐述已全然不见当年“折衷主义”说的痕迹。［（９０）］另外，杨建文主编的《２０世纪外国经济学名著概览》同样不再提及“折衷主义”，而同“兼收并蓄”、“融合”等说法来描述马氏学说。［（９１）］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则在《马歇尔》条目中更明确指出：“马歇尔的综合，总结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说业已取得的理论成果，……这是应予肯定的。”“将马歇尔的综合视为只是加以拼凑捏合的折衷主义，则完全是一种误解。”［（９２）］笔者坚信，这些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述必将在我国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必须十分强调，“折衷主义”与“综合”的区分绝非名词之争，它反映出各自分析框架和评述思路的歧异。因此，对马氏“折衷主义”一说的来龙去脉作个详尽的追溯，指明其谬误不当之处，不仅有助于准确客观地评述马歇尔，还其本来之真实面目，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从一个侧面警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探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观念和提法，从而大大提高我国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而这正是本文不厌其详地进行追溯和考证的最重要动因。
注释
（１）参阅拙作《为马歇尔“折衷主义”正名》，载《安徽财贸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２）参阅拙作《论马歇尔经济学说中的几个问题》，载《宁波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３３）伊·戈·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９７页；第２７８页；散见于本文对该书的其他引语；第４０页；第４０页；第２７９页；第８２页；第１９７页；第２７５页；第２８０页；第２７９页；第１９７页；第２０７—２０８页；第２０２页；第一版作者的。
（１７）（１９）（２１）（２３）（２６）（２７）（２９）伊·戈·布留明：《现代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９５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７页；参阅第５６—５７页；第３０８页；第５６页；第５８页；第１３７页；参阅第６３页的几个地方。
（１８）（２０）（２２）（２４）（２５）（３０）（３１）伊·戈·布留明：《经济学说史》（１９６１年），三联书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８９页；第１８６—１８７页；第２０６页；第１８６页；第２０６页；第１８９页；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２８）伊·戈·布留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危机》（１９５９年），三联书店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８７页。
（３２）关于对该书的具体评述，可以参阅拙作《值得借镜的科学态度——读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载《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增刊第２期。
（３４）（３５）（３６）（３７）然明：《经济学说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２３页；第４２０页；分别参阅第４２０页，第４２６页，第４２４页，第４３０页，第４２４页。
（３８）（３９）卡拉达也夫、雷金娜：《经济学说史讲义》（１９６１年），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６２页；参阅第２６３—２６８页。
（４０）（４１）（４２）（４３）玛·纳·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６２页；第７８页；第６８页；第７８页。
（４４）该书有两个中译本，即：傅殷才等译的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本和周新城等译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本。
（４５）（４６）雷金娜等主编：《经济学说史》（１９８３年），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２页；第２２３页。
（４７）（４８）安·马加什：《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１９８０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２６页；参阅第９１—１０５页。
（４９）这种写法在西方的经济学史家中间早有先例。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１９６２年）便是一个范例。该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厚，论述精到，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甚至被有的人视为经典式的经济学史著作，目前已经出了四版。
（５０）参阅玛·谢·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页。
（５１）托伦斯·哈奇森：《经济学说评论》，１９５３年英文版，第４３０页。
（５２）参阅路·汉纳：《经济思想史》，１９２６年英文版，第５９５页及注释。
（５３）（５４）参阅阿·庇古主编：《马歇尔回忆录》，１９２５年英文版，第４１８页。
（５５）路·汉纳：《经济思想史》，１９２６年英文版，第５９５页。
（５６）路·汉纳：《经济思想史》（１９５０年），正中书局１９６９年版，第５１０页。
（５７）瑟·温格尔：《二十世纪经济学》，１９３２年英文版，第２３０页。
（５８）参阅霍门：《现代经济思想》，１９２８年英文版，《马歇尔章》，第８６页。
（５９）还可以参阅Ａ·格雷：《经济学说的发展》，１９３４年英文版，第３６４页；Ｅ·惠特克：《经济思想史》１９４０年英文版，第４５３页。
（６０）夏·季德、夏·利斯特：《经济学说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９页。
（６１）参阅金洛克：《六大英国经济学家》，１９３３年英文版，第６７页。
（６２）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０年英文版，第８３７页。
（６３）（６４）埃·罗尔：《经济思想史》（１９７３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参阅第３８９页；第３９５页。
（６５）哈·兰德雷恩：《经济理论史》，１９７６年英文版，第３１３页。
（６６）例如，可以参阅理·吉尔：《现代经济学的演进》，１９７２年英文版，第５４页，第５６页，第６２页；托·哈奇森：《经济知识的革命和进步》，１９７８年英文版，第２９５页；罗·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１９８５年英文版，第９４页，第９９页，第１０１页。
（６７）菲·迪恩：《经济观念的演进》，１９７８年英文版，第１４３页。
（６８）参阅莫·里马：《经济分析的发展》，１９７２年英文版，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６９）乔·斯蒂格勒：《生产与分配理论》，１９５７年英文版，第６１页。
（７０）马·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１９７６年英文版，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７１）罗·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１９８６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５页。
（７２）（７３）日本近代经济学研究会编：《世界十五大经济学》，台湾志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１５６页。
（７４）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１９３７年），三联书店１９５０年版，第３０６页。
（７５）刘及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潮批判》，生活书店１９４８年版，第２６９页。
（７６）（７７）（７８）（７９）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１９４７年），中华书局１９５０年版，第５１２页；第５１３页；第５１４页；第５１２页。
（８０）（８１）（８２）赵ｎǎｉ①抟：《欧美经济学史》（１９４８年），正中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３２页；第２３３页；第２４４页。
（８３）（８４）（８５）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海燕书店１９５０年版，第６０页；第６１页；第６２页。
（８６）７０年代末，笔者曾认真读过这两本书。囿于种种情况，目前已难以找到它们，因而无法注明它们具体的出版年月及出版机构，但本文间接援引它们的语是忠于原著基本精神的。
（８７）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加之涉及的著述颇广，这里不再注明援引它们的具体出处，更何况，大多数学者对这些思想和提法都是相当或比较熟悉的。
（８８）参阅尹伯成、石士钧：《简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１—１５４页。
（８９）分别参阅朱彤书主编：《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３６—３４６页；方崇桂等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０—３２５页。
（９０）参阅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６６—４９６页。
（９１）参阅杨建文主编：《２０世纪外国经济学名著概览》，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６８—７７７页。
（９２）梁小民等主编：《经济学大辞典》，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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