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在平时的设计中，你如何看待对中国元素的运用？

 

　　陈绍华：经常人们会用到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这句话用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有一点道理，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也是一种消极的说法，80年代中后期有人提出这句口号，我是从内心反感，从设计的角度反感。这给许多墨守成规的人一个借口。这句话不能带来真理，只能带来自我安慰而已。我想强调的是，越是个人的，越是世界的。中国人背着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一些人对新的东西作了否定，这不利于设计的发展。

 

　　《新周刊》：你说过你强调的是大设计，是社会化的创造力的提升。这个观点对你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陈绍华：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人的现代化的问题。要体现在人的创造性，有一个如何开发创造力的问题，这点设计师体现得更多一些，但各行各业都存在这个问题。创造力的提升必须有一个好的审美素养的人群作为基础，好的创造要有人欣赏，这是相辅相成的。欧洲有这样的观念，一个人没有品位，没有审美涵养，成不了贵族，成不了现代人。对比中国的审美教育相对比较薄弱，一直都没有被重视。中国人的温饱不成问题了，对审美的培养仍旧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周刊》：这种审美的薄弱对中国的设计具体有什么影响？

 

　　陈绍华：中国这么多品牌，为什么没有一个世界名牌？这里头也包含了审美问题。比如说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某个电脑产品，用方框套来套去，设计上画蛇添足，是企业的悲哀。比如以前出现的艺术电视，花里胡哨的，模具的难度大，既浪费很多成本，又造成视觉污染。很多审美素养较差的人，都一定程度受到这样的设计污染。中国如何让产品形象达到真正的世界一流的水准？意识上要有一个战略的高度，需要有品位的设计师做顾问，不要搞权力审美。设计的东西不像高科技，所有有权力的人都可以干预，外行造成审美上的不堪入目，就带来悲剧。

 

　　《新周刊》：到头来，还是对设计不够重视？

 

　　陈绍华：设计要有商业性的竞争机制来推动。我们真正市场化也就是从80年代开始，就20多年。西方商业社会的模式已经上百年了，它的商业文化和设计是一个连续性的没有断代的过程。这需要社会广泛的关注，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新周刊》：怎样的创意，才是好的设计？

 

　　陈绍华：首先符合产品的功能品质。是那一类产品就要像那一类。创新往往需要突破，但“像”不是说你要做约定俗成的东西，例如电视，要突出主体功能就要看画面、比例、材质，要看是不是简洁，看功能是否方便，这有一个普遍的审美法则，哪类产品对应哪些形象气质和属性。只有全新的创造，并符合普遍意义的市场审美法则，才能受到世人真正的热爱和尊敬。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既荣幸也痛苦。荣幸是为社会发挥了才智和创造力；痛苦的是要不断创新。画家可以一辈子画鱼画虾，价钱还能越卖越高，但设计师不行，要不断创造新的方案。我经常自己打自己嘴巴：你怎么这么堕落，你没有新意了。要不断引发内心的渴望，强迫自己找出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