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白 石 作 品 集

    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萍生，号白石，别号借山馆主者、白石山人、寄萍老人等。早年曾做雕花木匠，后从当地文化人陈少蕃、胡沁园学习诗文、篆刻、书法、绘画，遂以卖画、刻印为生。四十岁后，曾先后五次游历各地。历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1955年度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１９６３年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被公推为“世界文化名人”。工诗，诗宗樊增祥，用真心，有古民歌意趣。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出版有《齐白石画集》、《齐白石作品集》、《白石诗草》、《白石印草》、《齐白石作品选集》、《齐白石作品集》等多种。家贫，十二岁学木工，擅雕花。少年时从芥子园画谱开始画，至二十七岁才拜师学画，进而学诗、篆刻、兼画肖像等。四十岁后多次游历南北各地，画成著名的《借山图》四十余幅。近六十岁定居北京，因受陈师曾影响，由工笔和小写意转成大写意，上承徐青藤、八大山人和扬州画派，近师吴昌硕等，自创一体。其花卉鱼虫、山水、人物，俱生动传神。常用诗画抒怀爱憎十分明显。他的画热烈、诙谐、有趣，雅俗共赏。
　　中国画到20世纪走进了死胡同。中国画家刻意求变。齐白石中年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不断求变，论画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擅画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形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相结合。

“白石”两字，对篆刻者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两个字笔画都是少而单调。但经白石老人这么一排，竟有了奇妙的章法。“白石”两字的两个方口，呈上下、大小错落排列，使两个字的重心有了变化。而“白”三画的间距也不平均，“日”上的一竖一撇似篆似隶，与“白”字一长横各有穿插之妙，这一 撇 即起了隔开两字方口横线条的作用，又在左下方的大块留空处，增添了灵动之感。白石老人在各尽所刻印上颇多真知灼见，他一向主张印章的空白是开拓意境，形成强烈的虚实对比，调动欣赏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对待碑帖、工具书上的篆字，要摄其精神，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加以改造独创，他说：“吾人欲致力刻印，首宜临摹古代文字，然后弃去帖本，自行书写。帖本所有者，固以一挥而就，帖本无所者亦需信手写出，如此用功，始能挥洒自如，不然必为帖本所限矣。”“石”之一横一 撇 ，都与边平行，一取斜势，一取弧线，既破了直线平行的僵直感，又使全印横平竖直的布局，显出平中有奇，静中有动的境界来。这方印，可算是白石朱文留空的代表作。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是一方多字白文巨印，全印基调是满目纵横排列的线条，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正或斜，或疏或密，显示出线条的节律美。在留红上，也因为天成自然，故而被分割的空间块面，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白石刻印纯用单刀阔斧的单刀冲刻，追求痛快淋漓，反对做作修饰。他曾有诗云：“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斩蛇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我们从他这方----悍凌厉、纵横挥洒的作品中，是可以感受他的那种刀笔纵横的风姿的。
　　“八硕楼”是一方斋馆印，许多收藏家常好以本人收藏的文物精品颜其斋室名，如“二百兰亭斋”、“二十八将军斋”、“十钟山房”、“万印楼”、“二弩精舍”、“宝晋斋”等。此印“八”字只两笔，大胆留红之效果，比起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并不逊色。下半部有九根垂笔，由于在长短、尖锐、间距等方面加以变化，故无雷同呆板之感。线条间的并笔，避免了琐碎之敝，呈现出一种欹斜剥落的奇趣。
　　“齐大”，是一方自用的朱文印，由于“齐”采用简写，因而全印的七根垂线，造成变化上的难度不亚于上述“白石”一印。但是我们由左到右地审视，第一根垂线上粗下尖细，微有弯意，上段粗线，补足了残边的空缺；第二条稍短，微向外弯；第三条粗细有点变化，微向中弯，也稍长；第四条最为尖细挺劲，微断而直插印底；第五条特别紧靠左线而微收，末端稍钝微向左弯；第六条间距比前两条间稍宽，末端锐利；末条相距最大，上粗下细，向右下角斜插粘边，另外，仅有的两条横线一高一低，“齐”字三个三角形变化不一，角有全有残，四边粗细不等，极尽变化之能事。这处坚挺的朱文线条，尤如斩长鲸的利剑，或是武士手中的长枪大戟，又如雄鹰的尖嘴利爪与骏马骄健的长腿，给人一种坚忍不拔、气势纵横、凌厉无比的美感。　
“借山门客”和“ 我负人人当负我”，也是白石老人的典型风格。齐白石的白文印，常常由于章法上强烈的疏密对比，排列上的恢宏跌宕，运用的干脆利落，别具一种气势逼人、神采飞动的风貌。有人说他刻印只在印面上涂一点墨，不起稿就可直接奏刀，实际上，有些字他不但要查核工具书，写上印面后还要用小镜子反照审视，需要修改的必不厌其烦，直到一印定局，才霍然奏刀。这是艺术家对待艺术认真的态度。“借山门客”一印，“山、门”二字笔画较少，大块留红，与“借、客”二字相对比呼应。刀法上单刀中锋，忽粗忽细，有些笔画有明显的补刀痕迹以增强厚重感而有些学齐派刻印者却一知半解，徒袭其貌，单刀直入，盲目追求锯齿燕尾的外形，真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了。“我负人人当负我”，由于“人”字做了重复记号，使全印成六字处理，形成较为平均的三角形分布，各字下部均留有醒目的红地，而“我、当、负”另又呈倒三角形的分布，则显得白多红少，使全印平中生奇，因奇而活。另外，对斜笔较多的字，干脆分置四角，造成全印和谐、统一的风格。
“人长寿”一印，面对层层排叠的横画，似乎置身在中山陵层层台阶之间此印笔画虽细而气势雄伟，力能扛鼎。如果对横画采取平均的排列，必会使人单调乏味，望而生厌，由于作者在笔画的粗细、距离的大小等方面极尽变化之能事，因此波澜横生，此起彼伏，有应接不暇之感，必欲仔细品味而后快。白石老人在线条组合、变化方面的精湛技巧，除“寿”字头上三竖笔以外，其它竖线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寿字的一长竖，岂不象一篙到底的竹篙，又像两位硬气功大师在献技时，雪亮的枪尖直顶三寸咽喉，被顶弯了的枪杆弯而不断，显示一种韧劲的美。这一苍劲雄强富有力度的长线条，犹如大树的主干，厅堂的大柱，起着支撑全局、项天立地的作用。为了打破边框直线条的僵直感，“人、长”二字的竖线也力避垂直。让这些粗细、长短、正斜、宽窄、疏密的线条和空间在互相对立、排斥的因素中达到了矛盾中的统一，在险绝之中，复归平整。高低不同的音调可以协调成最美的乐曲，而同样高低、同样节奏、同样旋律的音调，显然是不能感动听众的。艺术上的道理是如此地相通。
“大匠之门”是白石老人为了不忘自已木匠出身的经历而刻制的。针对木匠出身地位低微的世俗偏见，白石老人曾刻过“鲁班门下”、“木人”等印，引以为自豪。“大”字四根垂笔粗细、姿态各不相同，其中一笔还明显地用复刀处理以壮其势。这四个笔画特少的字，由于“匠、门”两字的几处并笔，显得顾盼有情，增强了全印的团聚感。
“悔乌堂”这方著名的长方形斋馆印，在线条组合变化上与“人长寿”一印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读者从“人长寿”一印的欣赏中已经得到了不少启示，则可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悔乌堂”一印中线条的变化。“堂”字口下一横，故意折其左端，人为地造成空地，为的是与“悔”字右下空处相呼应。此印采用头尾呼应的办法，“乌”线条密集，且以横线条为主，恰与头尾两个以直线条为主的字相映成趣，耐人寻味。
“天涯亭过客”，“天、客”二字，都有靠边一笔以线代边的笔画，客字独立成行，留出了将近一半地位的空白，这种大胆的空白手法，不是精于此道，是难以有这种魄力的。大胆留白，给全印平添一层空灵、宽阔的意境。这方印的空白处，反使内蕴更丰富、充实，使空间得到延伸，从而为欣赏者发挥想象与联想留下了余地。印中上方左、右两角各有斜笔，形成左右对称的格局。“涯”之三点水以三直代之，“过’字的走之底等这些特殊的篆法，也是齐派印的特点。
生活中的两三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 (1863一1957年)赴宴作画。 齐白石来到宴会上， 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 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 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 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 ， 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 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 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 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 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 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悲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 石却一反常态， 不去画水面上的鲟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悲翠 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悲翠奈何? ”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作官的 汉奸与日中人比作裴翠，意义深藏，发人深思。

评论 
     在时间上白石老人是距我们最近的一代艺术大师。他出身于农家，做过木匠，其诗、书、画、印兼及其人品，堪称五绝。每每见到他的作品，总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把毕生的精力、情感都投入到艺术创造中，奉献给他的祖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财富，实在让人敬佩不已，真正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伟哉！白石老人。
白石老人的书法得力于李北海、《三公山》及《天发神谶碑》，作品气息浑厚苍劲、生辣朴茂。他的篆书对联写得气势雄伟，波澜壮阔，用笔纵横涂抹，不与点画细微处斤斤计较，反而最佳的效果却表露出来，既有秦汉人的雄强朴厚，又有现代人以古为今的生气；行草书显然得力于李北海，但不取其流美处，专从生辣处下力，写得满不在乎，完全一派自己的面目。
白石老人确实是善学之人，近日我常想“本真”二字深意，当我再次翻看白石老人作品集后，对此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何谓“本真”，那就是把作品的每一个点画线条，都最真实的展示出来，不避丑、不假美，而象唐伯虎、张大千那样的作品表现，实在是不能提倡的。齐白石画虾可谓画坛一绝，灵动活泼，栩栩如生，神韵充盈。此图中写六只虾，用淡墨掷笔，绘成躯体，侵润之色，更显虾体晶莹剔透之感。以浓墨竖点为睛横写为脑，落墨成金，笔笔传神。细笔写须、爪、大鳌，刚柔并济、凝练传神，显示了画家高超的书法功力。画家写虾，来自生活，却超越生活，大胆概括简化，更得传神妙笔。

    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绘画艺术作品，散布世界各地，数量之富，题材之广，影响之深，早已引起美术界的重视和景仰。今天，国内外研究白石老人的著作和图录，相继编印问世，进一步扩大人们对之有较多的认识和理解，殊堪欣慰。

     在本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出于对老人的景仰，得以结识白石老人于北平。当时，通过荣宝斋负责人王仁山和田宜生先生得到老人的延见，并按定“杨仁恺印”和“杨”字印章，均为朱文，沿用至今。５０年初，与老人第三子良琨（号子如）及老人业师胡沁园先生之孙胡文效共事于东北博物馆（后改辽宁博物馆），在业务上与老人联系频繁，并着手征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有计划地订购各类题材之作，有时我和良琨同去老人寓所，从旁观看挥毫。良琨先老人而逝，噩耗未敢奉告，有恐伤害老人晚年丧子之心。后来与胡文效同往，言谈极为谨慎，每当提及良琨时，则以馆中任务不得分身为对，故直到老人逝世之前，还以为三子良琨尚在人间，悲夫!我们征集老人作品动手较早，有利因素较多。每年持现金直接订画一批，同时通过琉璃厂书画古玩店铺以及到湖南湘潭老人早年从事活动过的地方访求。因此，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东北博物馆收藏齐白石老人的作品已为数可观。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６――B下午６时４０分，老人病逝于北京医院，实享年９４岁。是年老人尚有极少作品问世，自署９７岁，辽宁省博物馆就有其自署９６岁《红梅图》和９７岁《牡丹图》各一幅，台湾何恭上编《齐白石画集》（艺术图书公司出版，）中选人老人《葫芦瓜图》，则署９８岁，当是弥留时犹挥毫不已，出于笔误。总之，老人临终前几个月，精力已竭，运笔造型，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观者一望可知，可以理解。 

　　白石老人辞世之后，国内各种纪念活动继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尤以编印作品图录为多，研究文集次之，印谱较为普遍。随后国外也有画集出版。我和胡文效先生通力合作，就辽宁博物馆收藏老人早中晚年作品按创作年代为序，共收入７５件，其中有《石门二十四景》，为老人４８岁所画，据《自述》所云：“宣统二年（庚戌，１９１０年）我４８岁。回家（“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以后，自觉书底予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时诗友分韵吟诗，刻烛联吟……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５２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拟了２４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言，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以上二百来字，照老人《自述》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旨趣在于它的真实性。由于画册有２４页之多，当时只能选用两页，上有老人诗友黎薇孙诗题，，主人胡廉石于５年后即１９１５年冬送来逐页补题诗章。事情经过亦见于《自述》之中。此固题外之语，对后来观者或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正如前面所说，老人作品分布全世界，数以万计，虽然辽宁博物馆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可以征集到一批藏品，但毕竟受各方面局限，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差堪告慰者，在画册中编进《黎老夫人肖像》一幅、原画上无作者印款，后归老人第三子良琨所得，于１９４６年（岁次丙戌）冬，携至南京；适老人接受国民党大员张道藩邀请客居金陵，送请老人鉴别，于是信笔题云：　　 

　　“受降后二年，丙戌冬初，儿辈良琨来金陵见予，出此像谓为谁问于予，予曰：尊像乃乃翁少年时所画，为可共患难黎丹之母胡老未人也。闻丹（字丙民）有后人，他日相逢，可归之。乱离时遗失，可感也。八十六岁齐璜白石记。”老人三行题字，解决了肖像主人及有关诸问题，惟制作年代仅为“尊像乃乃翁少年时所画”一语，却未详具体年月。按照社会上一般惯例，１８岁以下属少年期；据《自述》得知老人１８岁时还在学木工活，尚未出师。２０岁在一位雇主家无意中见到“乾隆年间翻刻《芥子园画谱》，五彩套印”。于是做雕花木匠活的花样赖以推陈出新。可是，那时并没有提到绘制肖像画。在此之前，为东道主家画的雷神之类，与肖像画判然有别。之后，二十四五岁时所作人物画，多为财神龙王一类，也非肖像。直到２６岁那一年，通过友人齐公甫之叔铁珊，在齐伯常家（铁珊之兄）拜萧芗陔为师，专学画人像。又经萧师傅介绍认识另一位画像名手文少可。他们教学认真负责，老人在短时间内很快掌握了画像技法。从此才开始为乡绅家“描容”（湘潭语），按《自述》记载：“我从萧芗陔师傅和文少可那里，学会了这行手艺，还没有给人画过……”至迟在２６岁时扔掉了花木匠斧锯钻凿，“改了行，专做画匠”，才开始绘制肖像画，以此养家活口，境遇从此得以改善。根据《自述》引文，２６岁已超过少年的上限，当进入青年时期，应无疑义。可知少年一词，并不准确，姑妄听之。 

　　从此幅肖像的技法来看，纯属民间画师风格，也就是萧芗陔、文少可所传授的技法。如实描出女主人面貌，并施墨炭，分出明暗，追求摄影效果。衣冠坐靠和地毡等什物，亦用重彩工笔绘成，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尽管在家乡画了不少这一类肖像，流传到今天，几乎成了孤本，对研究老人艺术演进历程，诚乃宝贵之第一手材料。 
　　我在所编《齐白石画册》时，将《黎夫人肖像》制作年代定在１８９５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前后，已是３３岁的年龄，今天再次审核，似有欠妥之处。就风格言之，不应在３０岁以后所作，应是在认真研习乃师萧芗陔及文少可传授技法之后，属民间画师传统中间的作品。因此，此作相对年代不会早于１８９２年，即３０岁以后。此时已拜胡沁园为师学工笔山水、花鸟，随后结识胡氏外甥黎丹，成为诗友，而黎母胡老夫人正是沁园先生之胞妹，前后时间，若合符节。 

　　还可以找出与之有关的佐证材料，至关重要。在７０年代中，同仁胡文效先生病故，其家人珍藏老人作品多帧售与文物店，辽宁省博物馆再从文物店价购入藏，恰好其中有老人为乃师作《沁园夫子五十岁小像》和《师母五十岁小像》各一帧，前图作于１８９６年即光绪丙申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时年３４岁。像引首钤“长年”长方白文篆，行楷书“受业齐璜恭写”款，下钤“璜”白文方印，“白石草衣”朱文印，左下角钤作者“今是昨非”白文印。书体学何绍基一路，从其师胡沁园与陈少蕃属何氏系统。《沁园师母五十岁小像》作于１９０１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岁次辛丑，作者时年３９岁，署“门人齐璜恭写”款。下钤“臣璜印信”白文方印，右下角钤“延年益寿”朱文方印。字体仍如上图所书。尚无变化。按老人书体数变，先学馆阁体，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４年８年中属何绍基系统，１９０５年在北京遇李筠安，改学魏碑《爨龙颜》，已进人４３岁，所作行楷近金冬心，５０岁以后行书学李北海，而楷法仍未脱尽碑版影响。１９２６年以后，已基本定型，渗入篆刻意趣，具有一种特殊风貌，与画面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就便将胡氏夫妇肖像署款书法给以简略阐述，并涉及前后演变的轨迹，或有裨于对老人作品鉴别的参考。问题重点在于分析这两帧肖像已脱去民间画师的作风范畴。 

　　的确是一次巧遇。经我过眼的白石老人作品，人物、花鸟、草虫、山水诸作，包括原作与印刷品在内，不下千余件，惟独肖像画见到的就此三帧，其中《黎夫人像》属民间匠师画风，显而易见，迥然有别于《胡沁园老夫子（师母）肖像》，后者已扬弃追求摄影术的明暗手法，以及对衣冠服饰等如实的刻画摹拟，代之以线描平涂，着重精神气质的琢磨。两种描绘技法，存在时间前后的差距，尽管中间相距不到数载，其画风的改变，绝非出于偶然，乃是老人放弃花木工生活前后，受《芥子园画谱》熏陶，萧芗陔、文少可的传艺，特别是得胡沁园、陈少蕃的教诲，樊樊山、王闽运的奖挹，以及当时几处诗社文会的活动，这一切对老人的气质起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原来的民间画向文人画方面转变。胡沁园夫妇两幅肖像正好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标志。 

　　我国肖像也就是写真的传统由来很古，文献记载西汉宜帝命画工绘功臣像于麒麟阁，褒扬勋绩；东晋顾恺之画邻居美女像；唐阎立本作《历代帝王图》，追思前哲；周防、韩斡为郭子仪婿写真，品定甲乙，意存留念。宋元而后，此道延续不衰，不过渐不为士大夫所重视，几乎被排除诸画科之外。幸有元人王绎撰《画像秘诀》，使之趋于条理规范，元人刘因序云：“清苑田景延善写真，不惟极其形似，并与东坡所谓意思，朱文公所谓风神气韵之天者而得之。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将写真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王绎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为杨谦画小像，倪瓒补景，通过实践撰《写像秘诀》，为把写真一科在绘画艺术中争取一席之地。自明清而后，肖像明显分成所谓文野雅俗两路。根据齐白石老人前后画像，恰好代表两种不同的创作道路。趁此契机，不难理解白石老人的绘画艺术生涯，在３０岁以后，告别雕花木匠时各科技法逐渐与匠画分离，不过这分离经历了多年的锤炼。如果他后来没有陈寅恪的砥砺、切磋和启发，不可能以独具特殊的画风，鲜明的个性作品鸣世，也难以誉满中外。自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当今一代享高寿、负盛誉的画师，一生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结合卓越的才华而取得的丰硕果实，并非任何人都能企及之处，就在于此。 

　　肖像画在白石老人平生绘画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所幸今天流传下来的三帧原作，确为我们研究老人绘画艺术的转折提供了科学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