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作品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局动乱，内外交困，全国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满清王朝已到日薄西山之时。在这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国势衰微，外患频起，国耻交至，古老的东方民族在风雨飘摇中迈向新世纪。

书法艺术，自乾嘉金石学兴起，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书法理论家在崇尚变革的时代思潮感召下，冲开御用束缚，挣脱帖学樊篱，高瞻远瞩，提倡金石碑版之学，使得赵、董余波和千篇一律的馆阁体势力渐去。时逢商周青铜重器和汉魏碑刻出土渐多，殷契甲骨和简牍书法也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现，拓开书法研究新天地。民国伊始，传统文化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毛笔书法面硬笔书法的挑战，中国书法艺术依然显示鲜活的生命力。在新兴的大都市上海，退避仕途的遗老耆宿、成就卓著的书画名家自各方云集其地，社团众多，艺术活动频繁，文化氛围浓郁，形成书法创作繁荣的局面。

朱复戡先生(1900-1989)，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四十岁后更名复戡。世居浙江鄞县，生于上海，其家是号称“昔日圣贤一脉，前朝天子同宗”的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父亲为他提出“不从政，不经商”的要求，指导他读书、写字，走从文之路，又有客居家中的一位晚清翰林做他的老师。蒙学之初，殊好古代艺术，临书习字，攻读《说文解字》，进步甚快。七岁时集《石鼓文》书大字楹联，才情斐然。吴昌硕见到，大加称赞，奖掖有加，呼为“小畏友”，因得“神童”之誉。年方十岁，为宁波阿育王寺书“大雄宝殿”匾额。稍后，康有为见他和老一辈大名家谈诗论文，出口珠玑，文思聪敏，称赞他才华傑出，再予褒奖，一时名重海上。自谓：“少负才名，豪气纵横。”信心十足地踏上从艺之路。

朱复戡先生博览群籍，学识渊蘧，深谙传统文化，上自商周秦汉、魏晋隋唐，下迄宋元明清，无论金石书画、诗古文词、无所不通。十六岁时他的篆刻作品编入《全国名家印选》，十七岁参加吴昌硕任名誉会长的金石书画会题襟馆，跻身于海上一流名家之中。十八岁有正书局出版《朱百行汉隶魏楷字帖》。二十三岁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吴昌硕题扉并审定，罗振玉题签，风行海内外。这部印集标志着他早期艺术的水平。少年得志，名噪艺坛。弱冠之年，游学法国，在方登勃罗大学艺术系深造。归国后，任上海美专教授，中国画会常委，愈加致力研究民族传统的金石书画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又为中国书协名誉理事，西泠印社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

朱先生在半隐逸中度过后半生，虽然一生勤于笔耕，晚岁时仅出版过《朱复戡金石书画选》和《朱复戡篆划》二书。《朱复戡修补草决歌》、《朱复戡草书千字文》、《朱复戡篆印墨迹》、《朱复戡补秦刻石》、《朱复戡墨海遗存》等，都是在先生故后出版的。还有大量遗作尚待整理付梓。朱复戡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避居武汉。1957年从上海到山东，先在济南，六十年代初居住泰安。隐逸生活，历二十余年。

八十年代初，朱先生居上海的时间较多，曾经数次以“海岳双栖”作印。时已年高八旬，回顾两处寓家之地，感时局多变，道路维艰，心头泛起波澜。在上海度过造就他艺术成功的青春华年；花甲之年以后，居岱麓，贫困孤寂中，潜心艺事，“神驰珠穆”（并以下皆引朱复戡先生语），不懈攀登，目标至高，“举头霄汉外，”达到“不知客已忘人间”的理想化境界。

古稀之年，朱复戡先生回顾从艺之路，作古风《白头吟》一首，开头有：“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书画刻。闻之先辈谆谆言，书刻先须通金石。”少年时代，一开始接触书法便格外喜爱篆书，重视古代文字研究。“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中纳。”浸滛於前人造就的优秀艺术传统，尽力吸收滋养，不懈追求，天才的创造性地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以独具特色的历程，以青年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从容踏上奔向成功的通衢。滛滛

朱先生的金石诗书画艺术创作，涉猎广泛，转益多师，兼收并蓄。书法方面长於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各体，至如商代甲骨、两周金文、秦刻、秦诏，汉碑、汉简、今草、章草、行书、北朝楷书，书体繁多，风格递变。作品侧重于大篆和行草书，但也同样重视其他书体。篆刻和诗词写作，用心尤勤，作品甚富。又有碑刻和青铜器作品，是名符其实的金石大家，诸体皆擅的书法家，是一位集学者、诗人、书画篆刻家于一身的艺术巨匠。

朱复戡先生书法艺术，植根悠久传统,变法升华，一生不怠。或可分为三个时期。二十多岁以前为前期，重在走入传统，遵循传统兼作探求自成宗风的准备。二十年岁至五十多岁为中期，係蜕变期，致力遵古风、出新意。后期则风貌独出，自成宗派，涵盖古今，独树一帜。《静龛印集》、《论二王书》和《朱复戡金石书画选》可作为早、中、晚三期代表作品。行进历程，他付出了极大心力，皆有光彩耀人的成就和结构繁复的内容，从他晚年的诗句：“犹向康莊迈步越”，“神驰珠穆接云天”，“欲攀峰顶处云迟”，可见他进入耄耄之年，仍然步履矫健。

沙孟海先生回忆起朱先生早年书法基本功的训练的情形。曾说：“在鄞县后乐园中，一起从张蹇叟老师学书，每逢得到一部新帖，同学们都抓紧临写，唯朱义方袖手旁观。当他暗自揣摩，认真分析，知其规律后，拈笔一挥，便略具大意，再而三，便得酷似。”注重思考，是他的一贯作风。在老师张蹇叟给他的信上，也记下早年学书情况：

前展复函详哉，言之所论篆法极是。鄙意《石鼓》而外再缩摹李斯《绎山》、《会稽》、《碣石》、泰山二十九字，李少温《城隍庙碑》、《三坟记》诸篆……冬间再写《说文》九千数百字一部。可以横绝古今，岂特争霸海上而已！

屡展贤所摹《石鼓》，鸾翔凤翥，異於王虚舟、钱十兰之墨守，亦非邓完白、吴昌硕之变态……

古人学书用功甚多，今贤以容易出之，殆天授矣。然仍须加以人力。

是时，朱先生年近弱冠，书法已有相当成就。“容易出之”係言其驾驭笔墨能力。“可以横绝古今”，可见老师对他寄予厚望。

张蹇叟老师极其看重这位学生，多方讲授，悉心指导，对于朱先生艺术成长至关重要。因而，直到老师故去已久，先生已经也步入暮年之时，依旧深感师恩。冯君木先生也以长者口吻也作过类似的评价：“朱生义方，天才骏发，临摹碑版，下笔即似……年未二十，驰誉海上，琪花珠树，诚可宝而爱也。”艺坛大师吴昌硕给他以极大教益。与侪辈大家如沙孟海、马公愚、刘海粟、张大千等，交情弥笃，切磋研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民国初年以后的多年中，在题襟馆，先生得与许多著名书画家常相聚会，与书坛大家如沈曾植、曾农髯、李瑞清、谭延闿、于右任等，也一度频繁接触。伴随张蹇叟老人在康有为家中领略的文化熏陶，金石书画会题襟舘中的艺术氛围，都深深影响于他，在他的艺术道路的起点上，这种经历很重要。诚如赵宦光所言：“入门正，骨始生，师友直，学始立。”先生青年时代度过的金色年华，是他从艺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光。

含有原始精神的金文书法，是商周先生的杰出创造。中国书法史从此进入辉煌年代，作为上古文明的载体，历经数千年愈加光彩焕发。民国初年，青铜器、金文拓本以及印刷品均广为流传，大量出土文物聚散于上海。朱先生又是有影响的鉴赏家，亲睹过许多青铜重器，凡过目之物都留下拓本和照片，收藏过许多未发表的金文拓本，他珍视这类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绚丽的青铜文化，牵动先生神思。青铜器和金文研究，在他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做学问，先生注重深入研讨。探求究竟。研究青铜器 “要详细的考证、考释。除了说明年代、制作、品件、坑口、色泽之外，还需要注释它记载的文字，译成现代的字和文，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情况”。“有好皆能累此身”，他为之辛劳一生，沿着彰人开创的道路，用巧思妙手，继续着前人的劳作，创造时代辉煌。

商周金文书法，审美价值极高。据以作书，不能只求简单的复制，朱先生作金文，以再现商周风貌为重，字势、字形往往作较大的改变，即铭文原句，也作增删，或重作，或集字，旨在使书法效果谐调完美。于线条的质感、笔墨的情趣、结字的变化和神采气韵等方面，再作发展。三十年代先生编就《说文古籀补阙》一书，将每一个单字写出若干个不同字形（战乱时代，原稿丢失，后来仅补写过一少部分）。有此结字功力，凡作书、刻印所重出的字，字势多变，避免雷同，在准确无误的前提下变换字形，求得气势统一。结字既得心应手，进而营造点画内涵。重气势，呈气派，传神，言志，用心血与深思，写出情思，写出性灵。

《朱复戡大篆》，全帖摹青铜铭文三十件。所选原拓，时代不一，地点有别，先生所写，字体不同，风貌各异，意在向读者展示金文书体的多种风格。在各篇铭文之后，复作释文、考证，将商周古代文字信笔挥毫而成，谋篇谐调，古风新韵。看似临古，其实已为创作。对照原拓本，可见面貌殊異。

《启卣》、《启尊》是同时出土的两件西周青铜器。初出土时，先生曾作鉴定、考释。反复据以作书，取其文辞和书法大意；再行创作，往往变动字句和书体风格，或婀娜，或持重，或疏朗，或茂穆，存古意，出新风。由原拓而引伸出丰富多采的表现形式。神思贴向古人，胸纳远古风韵。“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刘海粟对他作如此评价，可谓深知其人。

黄若舟撰写《书法教学》一书，曾就如何作篆向先生求教，因赋七律《答问》一诗：

商周甲骨与钟鼎，大篆通称古籀文。

直下雄浑收玉箸，纵横挺劲拔钢筋。

挥毫落笔锋棱藏，用墨随心枯湿分。

相问如何写大篆，别无诀窍可言云。

年近九旬的老人，所答诚恳。诗中言作篆门径，简要概括，涉及到笔势、用墨、气象、神采诸方面，可见先生所注重的篆书效果。作篆书，他自己“以容易出之”。针对畏难心理，先生常鼓励学者：入门不难，要努力上进。

先生垂暮之年，注意力倾注于早期金文。摹写考证，吸取精长。原始的粗犷朴茂精神，“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稚气派的美丽”（宗白华语），唤起先生童心，正是他毕生孜孜以求的书法风格。从幼年初涉金文起，至此，已经八十余年。青铜文化，伴随他的一生。是他精神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八十年代初，朱先生常居上海，应中华青铜文化复兴公司之请，设计创作中华宝鼎、荣氏宝鼎、九龙宝鼎、震澤神鼋、虚云寺钟等青铜器多件。器形设计和铭文撰书均出自先生之手，古意盎然，气象恢宏。其中重要的几件，分别陈列在美国夏威夷和上海、无锡等地。朱先生是一位有青铜作品的名符其实的金石大家。

小篆推行于秦朝立国之初，以至尊丰姿，昂扬一时，标志着青铜时代的结束，为石刻书法之滥觞。

秦始皇建国，登山刊石颂德，在峄山、泰山、芝罘、琅琊、东观、碣石、会稽等建刻石七处，传为李斯所书，至今已二千年。规整、静穆而理性化的小篆，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书体。可惜除《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仅存残石，《峄山刻石》有仿刻之外，其他均无踪迹。邹县是朱氏祖先封地，先生曾久居泰安，对此鲁中二地，感情至深，以其精长，重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和《碣石刻石》全文，将原来形迹渺茫的三件石刻，按照李斯笔意，书复旧观，补古刻缺轶，益於秦篆研究。原拟将其他诸刻一一补写，先生终前未得实现。

秦代两世诏版，姿势跌宕，别具天趣，異于秦刻石书法，为秦朝小篆另一书体。先生潜心研究，将其用笔和结字特点，融于作大篆、行草书和篆刻，侪辈书法家一度称他为“诏版专家”，也是缘于对诏版特点的借鉴。

隶书的产生，开汉以后各体书之先河，在我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学书须从篆隶入手，无他道也”，先生此语，虽带偏颇，然係据其学书经历而言，又是依书体发展次第立论，深有道理。隶书将篆书之圆转笔画化为方折，用笔多变，转折顿挫，轻重有致。

朱先生隶书作品，古厚浑穆，雄伟大气，所书夏威夷虚云寺钟铭，集庙堂碑刻隶书之妙，融山林摩崖隶书之长，与器形和文字内容相谐调。先生作隶尤爱取简牍体，这种书体姿肆开张，仪态纵横，便于抒发性情。所作形式独出，别具意态，有森森然不可羁绊之势。作品以径取《流沙坠简》者为多，此简发现最早，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编辑影印，公诸于世，朱先生研摹简牍隶书早在年轻时代。将简牍书法特征，溶入篆书、行书、楷书等作品中，有助于造就独具一格的朱派书风，或是他垂爱简牍体的原因之一。

“汉魏以降重行草”。行草书法具有简约性、运动感、抒情性，富于内涵，最具有生命力，自魏晋以来历二千年而至今发展不衰。历来书法家几乎无不与行草书结缘。朱先生常坦露其锺情草书的心迹：

羲献草如龙凤舞，低昂天地势纵横。

代传双绝抗锺繇，自谓独难胜伯英。

叹息芝书沉大泽，长令草圣留空名。

而今一览《殊愁帖》，每切神驰怅惘情。

这首七律《草圣》，诗前题记云：“《知汝殊愁帖》，子敬书也。伯英大草，无从一睹，感赋一律，心向而已。”表现出一种出自於内心的对古人草书的锺爱。诗中略见对于张芝（伯英）、羲之、献之三家品评。伯英、二王书法，虽因墨迹不传而真象迷离，仅就见于几种丛帖和唐人摹本论，其龙飞凤舞之姿，低昂天地之势，强烈感动先生，对于古代名迹、商周金文之外，以研摹二王草书致力最多。在他年轻时候，还曾经一度格外钦服晚明书法家们的创造精神。谓“明末三家，黄道周、倪元璐、王铎，雄浑古穆，实胜唐宋八家。”此为先生晚年拟明人笔意作品的题跋，那时，他已经疏于明人多年，一旦重观明代墨迹，依然不胜欣喜。民国十九年（1930）作《跋陈簠斋藏器》，恣肆跌宕，欹侧劲峭，富于奇趣。拟明人笔意亦颇见性灵。虽然当时他的行草书作品书风多变，此跋仍可称作阶段性的代表作。同年作《致戴季陶书》，则笔势取法二王兼带孙过庭笔意，二者跳度甚大，拟晚明人与拟二王法泾渭分明。书法风格多变是朱先生一贯作风，他从未停顿於某一种面貌，总是在寻找最能表达个性的艺术形式。这种追求尤见于先生中年时候，以变法出新为实现理想追求的重要手段。早年曾临摹过《初月帖》、《二谢帖》、《丧乱帖》、《得示帖》等王帖唐摹本，和阁帖中的许多篇王字，或故意求像，似在与晋人较量笔墨的表现能力；或只临其意，存其神，得个性独出，所作《伯远帖》是略呈王珣大意而发展提高之作。艺术贵在不尾随人后，要塑造自己的鲜明特色。吴昌硕早就对他指出：“（刻印）不要多学吾法，学秦汉人，以别开宗派。”这也正是他的志向所在，为此而实践一生。以少年时代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着意开辟新途径。就书风发展论，先生作品，柔的笔势递减，阳刚之气渐增。刚柔相济塑造成大气磅礴的阳刚书风。

草书研究与书研究，伯仲难分，爱好如一，他深知古代书法家们的风骨精神。《论二王书》有一帖写道：

右军作书，笔笔沉着，故其点画遣环，无不似铁画银钩，遒劲畅达……

朱先生曾以“龙飞凤舞”作肖形印，款跋曰：

二王大草，如龙飞九霄，凤舞朝阳，腾跃翱翔，变化万端，堪击叹也。

此为宏观之见。另有论述，说得具体：

学王书固须研求用笔，锋端起落，顺势转折。尤宜特重结构，摹其形态，能使平稳，后追险绝，熟则生巧，变化万端，不离团结。……

作草须先辨晓字理，然后观其笔法，察基体势，多加观摹，而后下笔，庶几近矣。

对行草书，犹如对三代文字，有自然的亲和力。作草书首重气势、气象，以气派雄强构建书法作品最高境界。於草书体势，察其精微，详其旨趣，能深刻领悟。“逸少沉着雄健，子敬潇洒奔放。合而兼之，便当胜蓝。”推崇二王、指出王字精长之外，自己又是很自信的。

《论二王书》四十余篇，作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集中研究考证晋人书法之时，其时先生书法风格已经形成，复故意蹈袭晋人笔意。当年曾得到一位友人从日本带来唐摹二王墨迹影印本，结合《淳化》、《大观》二帖，摩挲、考释、作跋。评优指瑕，历时多日，陆续写成。此帖温文儒雅，俊逸多姿，妙绝前人。文为王贴述评，字亦似晋人风。对于摹古，有个从似到不似，由生到熟，熟后复生过程。在穿越过艰辛路程后，作《论二王书》之时，欲超越一切的宏愿便自然显露出来。曾有人称讃此册书法不逊於晋帖，先生亦视为得意之作，这种满意只是作为阶段检阅而已，他既不盲从於古人，也不满足於自己。曾经说：“较羲之、献之，我多活了几十年，应该比他们写得好。”

先生有一段话写在完成《论二王帖》之后：

频年离乱，民生荼毒，衣食奔驰，未获取喘息，何来雅兴从事临池，假令吾有锺张养尊，羲献处优，当未必谢之，或且过之。此言唯知吾者，当能信其非虚语也。

古风《白头吟》揭示先生从艺之路，论及篆书和草书，有如下名句：“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旧识。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以金石文字学家严谨的作风对待书法，求得“知其所以然”，寻源溯流，知其深而得其活。毕生以大量精力，探究草法，创作草书作品。

继承传统，旨在发展进取。朱先生下面一首诗，可见其崇尚古风变法出新的探讨追求：

伯英草书绝人间，使我惘然长叹息。

羲献体势已纵横，每想运以篆隶笔。

写来不落魏晋度，便以直入秦汉室。

研究古代文字，作为书法创作基础，不仅作用於篆书创作和研究，重在揭示由篆及草承接嬗变关係。先生强调作草务必字字有来历，笔笔依规矩。以丰富的经验归纳出形似、辨微、分离、移位、实虚、贯气等草书省减和书写规律。

草书出自篆书，或曰“草自篆文出”，是朱复戡先生锐目所得的精辟见解。

　先生深究由篆及草，“草自篆文出”的演变关系，草书尚简，是古代简体书法，依照草书结字规律，笔下所书，力求规范、准确，从六书造字标准，到“以篆作草”，有据可依，有法可从。精鉴卓识，正本清源，而不仅限于草书本体研究。尝见一些古代大书法家写出一些错字。他说：“古人之写出过错字，皆因不通《说文》。”“草从篆出”是草书结字重要准则，是朱先生的重大发现，这种研究至关重要，故一再强调它。在《朱复戡修补草诀歌》中以多种字例，举一反三论证，以期引起重视。于此，只有深谙古文字学又兼擅篆书草书的大家方能为之。先生着意探究书体嬗变规律，花费过了心血、赢得这一结论。

　先生作草，笔笔扎实，刚柔适度，乾净利落，交待清楚。结体大开大合，挺秀舒畅；贯气生动，一泻直下；气象恢宏，浑厚茂穆，磅礴气象，跃然纸上，将才智、功力，气质、禀赋、学养凝聚於毫端，挥灑而为书。

　草书，在未见简牍书法之前，通常以为始自张芝，至二王，达到高峰，加之旭素，发展为狂草。千年以后，明朝末叶，书风再变，由姿媚趋于阳刚朴茂，由本及末，致力研究。“出入羲献复颠旭”，有意将唐人张旭並列其后，旭书将“腾跃翱翔”之势，再加发展，奠定了狂草在书法史上的位置。此后，至明末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和当代朱复戡、王蘧常，合而观之，承前启后，循序发展，谱写成中国草书发展史。

　章草书始自西汉初年，产生在由篆及草的书体嬗变中。朱先生既深入探究，草从篆书出的嬗变规律，章草承上启下，故深为重视。对章草书法的典范之作的《急就篇》，致力良多，是篇多罗列同偏旁字势相近的字，摘录作书，难度不小。这种呈现汉人风貌之作，引发先生神思，其雷同重复之处，正好赖以抒展匠心，以攻克难点，酿造情趣，写出草情隶意，醇厚浑穆，酣畅多姿的章草作品。章草笔意亦见于先生所作其它书体中，融会贯通，铸就高古雄健的个性风格。

　　朱先生书法创作侧重于大篆、大草和行书，此外，他也着意楷书，尤其重视北魏楷书，留下许多精心之作。《朱复戡金石书画选》中，编入拟造像，拟二爨等楷书作品多幅，皆为精心之作。朱先生青少年时代学书蒙张美翊老人指教，每於名碑法帖，多作提示。二人颇为会心。大量临摹古刻，打下坚实的基础。直到老年，作楷兴趣不减，作品气派雄强，造就他丰富的书体结构。先生素好北碑，《静龛印集》中多方楷书边款，字势精湛，径取《龙门造像》。1924年所书《上海四明公所两厂建置记》碑，是以《爨宝子碑》兼隶书笔意写成的。晚年作品雄劲逸宕如《集爨龙颜》屏，敦古浑朴如《集爨宝子》屏，俊峭纵放如《临神龟二年造像》，体势相異，各有千秋。这种拟古，已远非单纯的临书，而是取碑版字素材，为我所用，形似之外，尤重神韵，形神兼备，自成面目。这类楷书作品，足可称为借鉴古刻的典范之作，意蕴深厚，能给人以诸多启示。

　正楷书体，较难于表现书家性灵，朱先生却从容实现了这种追求。以篆隶书、楷书抒发胸中逸气，点画超妙，有动人心弦视觉效果。

　清朝中叶以后，自芸台、慎伯、南海等诸家，提倡金石和碑版书法，碑学帖学之分，渐趋明显，学书者各有取舍。作为曾经驻足于康有为门下的后生，“尊魏卑唐”说的实践者，朱先生重碑，亦重帖，二者同等视之，阳刚书风与姿媚书风兼收并蓄。对待历朝名迹，只看重水平，而无碑与帖孰长孰短之别。承接千载的艺术大师，当是融合百家的取精用宏者，豁然大度，不偏不倚。

　博採众长，融会贯通，前者言继承，后者言创作。历来书法家有仅取法於一家或数家，专攻一体或数体者，然较之转益多师，熔先秦晋魏唐宋元明清于一炉者迥然有别。於约、於博，艺术家之境界不同，追求有异。关係到书法家的水平深度、高度。精金碧玉般的名家，亦属不易，气吞山河的大师固尤其难得。然则尽通上下五千年，於金石诗书画诸艺，篆隶草行楷诸体，並皆精擅。且以杰出才华、雄厚学识治艺，继承传统复加以发展者，其代表大家，应当属谁？自此已不言自明。

　朱先生早慧，艺术早熟。在奠定了成为书法家的基本功底以后，复勇于超越自我，不断变法。以杰出创造精神，持之以恒地探求表现形式的完美，是朱先生艺术的重要特点。依靠善思巧思，启“动灵机”，探得真谛，进而升华提高，步至峰巅。有首五言诗，写于检阅他的作品集之后：

每览旧时作，常兴昨日非。

从知无止境，务必动灵机。

　他早年曾作“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一印，可见历来注重“动灵机”。还写下过如下一段文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然则今日之是亦即他日之非。於戏乎，难矣哉！”对于艺术，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然则明日之我，又非今日之我。从不断否定中升华，逐步实现艺术至高境界。

　以高超的驾驭笔墨能力，变法出新，不断改造作品风貌，他的艺术语言是多变而无穷尽的，就行草书论，《朱复戡墨迹遗存·书札卷》共收手迹一百余件，虽为述事傅情之作，而一时有一时面目，一件有一件追求，灵动与厚重，萧散与雄浑，或各自相異，或和谐相融，各见旨趣，各有侧重，似着意在信笺上探讨行草书的表现力。古风《白头吟》，全诗252字，这件行书，曾作为作品集代前言，加之抄写在诗集中，先后写过多通，而字势各不雷同，愈写愈厚，以致融入简牍书法或章草笔意，於变法中求得超越。非有大本领不能为，非有善于“动灵机”之迁想妙得不能为，先生却从容为之。

在文革十年，艺术家多遭冲击，先生居岱麓，工作条件甚差，在逆境劫难中，身心备受催折，却将神思尽力投于艺术，冲却外界阻力，迈步康莊。于孤寂清冷中，着意探讨所锺情的艺术。古风《白了少年头》作于此时：

鹏举勉人莫等闲，吾头竟尔等闲白。

莫嫌风烛老残兵，犹向康庄迈步越。

　以诗言志，用作自励。古稀之年，一次外出，举步不慎，跌伤左腿，癒后，作诗记之：

神驰珠穆接云天，欲上奈何腿不前。

幸得名医推妙手，会当飞步攀峰颠。

　“犹向康庄迈步越”以求彻悟，“会当飞步攀峰巅。”方向明确，矢志不移，老而弥坚。

　朱先生以“动灵机”，求得彻悟。狭意说来，係对于艺术自身规律的理解；广其意，谓之悟“道”。洞悉天地人之妙契，“天人合一”，神游天地间，超以象外，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步入堂奥，乃得大成。

　注重究其“所以然”以求彻悟。针对一般人只限于肤浅理解，先生论书，强调深入探求。《朱复戡修补草诀歌》前言中写道：“《草诀歌》原书写的是‘知其然’，我只补充一些‘所以然’，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那就可以融会贯通机动运用了。”旧本《草诀歌》不够全面，讹误甚多，但有助于学习草书，欲修改补充，酝酿于七十年代，数易其稿，1980年定稿成书，赐教后人，用心良苦。惠心善意溢於行间。

　关于运笔，书中写道：“收时敛险绝，放处始纵横。长笔勿连下，转弯使劲生。顿挫适轻重，持平施运行。驰骋宜合度，恣纵便佻轻。”必须讲究点画结体，“细心分剖析，结构忌模棱。”“要挺秀舒畅，紧松适度，边旁相连，要顺势自然，两半相拼，要注意形似”。讲求整体效果，也注重细节完美，“顿毫还贯气，顺势连边旁，大小显收放，紧松见抑扬。勾挑看布白，行末竖堪长。笔触互相让，扣弦弩始张。”要重视气象神采：“挥毫锋走石，执笔柱天擎。飞舞且沉着，游移致滞凝。”依照自己的作书经验，写得扼要具体，意在指导学者实践。先生主张：研究书法，要讲究点画结体，笔画要扎实有力，乾净利落，交待清楚。要区分虚实宾主，虚实分明。“字里行间，要贯气生动，字与字间，可连则连，不要强连。笔尽管不连，意似乎相连，这就叫笔不到意到。”使通幅作品，“看起来像是满纸烟云，一气呵成”。关于书法技巧，不取空言陈说，爱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实践经验，语言浅近，而立足点至高。以殷切心意，指导后生，快速提高，早出成绩。

　艺术作品，总是隐现着艺术家的人格形象，先生极重做人。

　 挥毫作书，先生视为易事，尝言：“写字，谁不会。而做人，实难。”又说：“大凡学艺者，资质禀赋中等以上，经过五至七年的刻苦磨练陶冶，大抵即使未成大器，也可成才成家。然亦非易事，至于通博赅洽，集多种才艺且有大成於一身者，则断非常士之所可能。”以其少年成功的经历，用来勖勉后生。

　艺术家的学识素养功力，赖于后天努力。然天生的高尚气质、风骨亦极为可贵且至关重要。堂堂正正作人并不比写字容易。高尚情操，强健骨力，显露在作品中，以笔书、结体等化出“我”来。先生重视自我人格塑造，作品中所隐现的作家形象，是完美高大的。“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人”（刘熙载《艺概》）。1930年朱先生作《致戴季陶书》，信中所言，显见品格，有助於理解他作品中骨力的形成：

　得收承关念，知足下情，至感，何可言。并殷殷以勿少年气盛相规劝，此良言也。但来书谓倘能改变作风，蒋必重用。此何言也？足下所谓作风，实是我个性，个性天生，无法改造。足下曾记曩年大庆里时，静江、组安、沧白、尔我常相集宴，当时有渠坐位不？乃一旦得志，便出狂语，安知五年后或无资格被我重用耶！削足适履，吾不为也。信笔至此，忽想及所来书所言，恐又以负气见责。但骨鲠在喉，非吐不快。故我自知此种性格於官不宜。足下厚意，至心感耳！

　　致戴季陶先生民十九年六月

　拜读此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天生傲骨，令人起敬。对任何庞然大物，皆漠然置之。正义严辞，表现出超迈的学、力、气、势。艺术成就滋养着他的品格和自信。底气雄强的个性人格，直接表现在先生笔下，作用于他的作品。

　墨舞龙翔，超以象外。作品以气象胜，厚重、大气、笔下饱含感情的点画线条，已非单纯意义的线，而是书家心灵的载体。具有生命力极强的视觉效果。所现作者形象，像巍然屹立的大山，其势非凡，又像挺拔的劲松，巍然屹立。

　看法先生爱苍松，在他的诗词中，曾经多处写松，暮年时作五绝《咏泰山松》诗中隐现的人物形象，颇耐品味：

泰山有古松，探首望人龙。

历尽百千劫，依然挺劲胸。

　　认识朱先生其人，了解他的品格，有助于解读他的作品。入选在《朱复戡金石书画选》中许多件晚年精品，其缜密巧思，其深远蕴涵，可以看出他是以心血以致生命来审慎创作的。

　先生好出游，喜登山，“少年便好涉名山”，“跋履山川访名器。”皆双关语，重在述艺。尊重传统，注重向历代名跡取其精华，也留意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花甲之年，远辞沪上，迁徙泰安。“泰岱雄巍震古今”，“十年嚮往此登临”写初到之时的欣悦。“举首霄汉外，幽壑听松风”，“扶摇莫讶群山小，天外昂头万象低”乃其切身感受。每当他举首望嶽，往往感奋起来，将神思投入宇宙大空间里，养胸中浩然之气。观察峰巅云海，体会草书作品满纸烟云般的气势，造就作品中大气磅礴，神彩飞动，骨力沉雄，变化万端，遒逸婀娜，精深博大的效果。居岱麓近二十年间，委身於隐逸似清苦生活的中，被压抑的精神，遭受撞击的心灵，化作厚重踏实富于张力的线条，化为作品中的阳刚之气。艰辛的生活磨练他的意志，作品中的张力，扎实凝重的点线，隐现着他苦涩的心肠。然而，展望未来，总是充满信心和乐观，常常作超越时空的畅想：“待到中秋凌绝顶”“天外昂头万象低。”以大鹏搏风，扶摇直上的气派，表露他旷达宽博的襟怀。在朱先生作品里有种高与云齐与历史等观的气势回荡着。有骨气、有气派。昂头天外，角度至高，不傍依古人，也不游离於今人。使人不得不摄服於他的力量。

　先生爱京剧、歌舞，好武术，细察舞蹈和短打动作，将疾徐收放的动势，吸收於笔下，借以思考笔画动势、力度，写出“龙飞凤翔的舞蹈美”，“剑拔弩张互相搏斗的武术美”。抒情、言志、寄意、写心，求得作品的和谐生动。他说“生动才能产生视觉的感动”。以浓重笔墨，表现一向寻求的理想境界和深邃意蕴。

　俯案作书，先生心神投入，注重作品总体效果，也着意於细节精到，牢记着早年吴昌硕的忠告：“以你的才智，以后多学周秦古玺，石鼓铜诏，铁权瓦量，以打好根基。你有这样根基，更应取法乎上。”（朱复戡《回忆吴昌老》）。这教诲引导他从取法明清篆刻，转向远古的年代。持此基本态度，大篆承殷商、西周，小篆学秦刻、秦诏，隶书摹汉碑、简牍，行草效张芝、羲、献……。书法史上，诸体之初成期往往即高峰期。如商代和初周金文、西汉隶书、晋人行草、北魏楷书，缘于“取法乎上”，他力注尖端，对待历代文化遗跡，取其精，存其真，博採众长，兼收並蓄，浸淫在传统艺术长河之中，“怡然自得忘岁月。”他的艺术活动，前期重在继承传统，而立之年以后重在在继承基础上的创造。作品既溶纳民族传统的精粹，又表现出创造才情，在传统基础上向前发展了一步。

　民族传统是历代艺术家们创造的硕果，而不仅是作品的简单罗列。传统积淀在不断发展，傑出的艺术家继承传统也在拓展它，宏扬它。朱先生的作品，做到传统精神和个性色彩的紧密结合。师古不泥，坚定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工稳守法的路，汲取历代最优秀的成果，独辟一方古老而又崭新的天地。作品力求严谨精到，法度森严，即使在激情崩发之时，亦能控制感情，保持平静心态，自然而从容地表露心机。他反对草率应付之作，挥毫作书极尽心思，追求有理智的大方典雅气派。

　法者，是古代千百万书法家众所营造的艺术规律，是一种严谨微妙的内在秩序，如对於执笔、用笔、布局和工具材料的限定。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崇尚法度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忽略法，就无从谈书法的本体。在尚法基础上发挥自我创造精神，亦即发展传统。为此，多少年中他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终於将自己的篆隶草行楷诸体书法，成就为植根传统，个性独出，别於古人，亦異於今人的标新立異的艺术风格。受到前辈大家的深刻影响，青年时代即建立重传统出个性的宏愿。於前者，他临习古代名跡功夫过人，毅力过人；於后者，他老早就致力发挥创造性，求得风格独出。然绝非轻易地草创所谓个人风貌，但求成为文化长河之中独树一帜的宗师。“开派”二字，分量甚重，先生以天马行空之力，奋勇一生，孜孜以求，是不断改变艺术语言，力图表现形式完美的升华历程，是一再变法层层出新的历程。

　马公愚先生曾作比较研究，指出二王书法，乏金石气，吴阎绘画，少书卷气。朱先生作品则二者兼臻。此语出自《朱复戡篆刻》序言：

　他对商甲周铜、秦石汉碑，研究精博，因而他的篆刻古厚浑穆，非一般名家能望其项背。对书法也是取法乎上，无体不精。於国画，尤其独辟蹊径，以大小篆功力的线条作人物、山水、花鸟、走兽，高古雄丽，冠绝前人。於诗词古文，亦别具新意。晋代二王，无金石气，唐代吴阎，无书卷气，近代无论矣。故吾谓朱君艺术，实千年来一人已。

　马公愚深知先生性情。因见其全力倾注研究艺术，无意名利，耿介正直，不求闻达，因而作此介绍。所言侧重于继承传统所创造的成绩。张大千对朱先生的评价，则重在指出他艺术上的发展：

　大千漫游大江南北，数十年来，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直入周秦两汉晋唐，镕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

　 朱先生是位承前启后的大师。虽然他的作品发表较少，大量遗作尚待公诸於世。他对二十世纪书坛以及中国书法史发展的杰出贡献，应作充分的估价。

　　伟大的艺术家既融合百家，又能匠心独运，标新立異，独领风骚。既是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创造者、发展者、开拓者。於书法家、篆刻家，其观念是民族的、尚古的，也应是时代的且又超前的。中国几千年来千百万艺术家们共同建造的艺术殿堂，其构成丰富，容量巨大。仅就书法而言，一般人很难一一涉足。朱复戡先生却以热烈的感情全力投入其中。对於走入传统和走出传统，他花费了毕生精力。朱复戡先生的艺术，既有历代书法史的投影，也有时代印记。是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是金石学兴起以后成就卓著的一家，他以大量杰出的金石诗书画作品，铸就了身后的丰碑。

徐叶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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