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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继民艺术简介

          1961年生，河北大城人，1984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作品参加“建军六十周年全国美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美术作品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美术作品展”、“世纪丰碑百名中国画名家邀请展”等大型展览并多次获奖。作品《马本斋》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有《毕继民画集》。现为徐州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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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旧·法无疆

·美丽的子牙河

相传古时有王、朱、毕、刘、张、毛六姓人家靠卖艺为生，走南闯北流落至子牙河畔并沿河定居，形成了现在的王演马、朱演马、毕演马等六个村落，一九六一年九月我就出生在子牙河边的毕演马村。儿时的子牙河、河套沙滩是孩子的天堂，河水青青鱼虾见形，遍地金沙温顺包容。我的小学时期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倡导读书无用。白天除了给集体拾麦打草就是到子牙河中水戏、河滩上玩耍，小伙伴们日子过得像小神仙一样无忧无虑，天真快活。晚上我就在妈妈的“管理”下读书写字。妈妈是远近闻名的女红高手，乡亲们让她做些精美的活计都是有求必应，十里八乡村民的家中可经常看到妈妈的绣品。母亲既严厉又远识，常常教育子女“好好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家兄毕继承在妈妈的教育和管理下也说得上是满腹才学，文史哲、儒道禅无不通晓，只可惜他生不逢时，碰上了那个败坏人的恶浊岁月。由于家训重文，我的小学时光还不算荒废。子牙河的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经常独自跑到河边，光着屁股在平滑的河边沙岸上拿小木棍儿写写还不太熟练的字，画些自己心中的图像，一会儿就能玩它一大片，激动时就在河岸上滚、爬、跳、坐忘乎所以，留下肢体的痕迹，过瘾！太阳落山时跑上堤岸望着自己留下的印痕不忍离去，几乎天天如此。后来在“人定胜天”的号召下，子牙河的水不见了，我儿时任意写画的天堂——沙岸河滩，长出了连牛都不吃的野草，美丽的子牙河从此干枯了，水被彻底“根治”了，昔日：堤岸柳荫母教子、沙川中日父耕田的景象已成美好回忆。

·一本《工农兵形象选》

回想起来那时我正上初一，初中设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村上，班主任是徐秀花老师，徐老师当时是个时尚的女子、个子不高扎两个小辫，英姿飒爽、心直口快，讲话做事干净利落，是个干脆人儿，她是支持我画画的第一人。初一，学黄帅、学张铁生，交白卷的风气席卷全国，而她则带领同学们到村里田间体验生活、写作文，好的文章抄写到黑板报上或在班里宣读，同学们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我们班的同学因此也比其它班的同学有出息，后来考上大学的人最多。我是班里的宣传班长，写写画画都是我的事。那个年代“事情”很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画批林批孔批宋江、画李自成起义、方腊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对开纸一画就是几十幅，毛笔醮臭墨勾线赋以淡彩，画好后用麻绳串起来拴在树上在校园里展示。现在想起来还算得上是创作或对创作的浅层体会。除服饰找些参考，人物形象、动态、线条组织，人物穿插、画面处理、构图等都是自己心里出的。画正面人物比例匀称英俊魁梧、反面人物丑陋矮小并对其型体与形象进行极度的污辱以体现批叛性和立场坚定。当时虽然不知道画这些干什么、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些积累伴随着我的成长已转化成我个人绘画基础体系的一部分。一天放学回家，家兄毕继承回家来了，（哥哥在县交通局工作）带来一本《工农兵形象选》给我，是他出差去天津买的。这本书（小方本）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当代名家的印刷真迹，林墉，伍启中，欧阳，杨之光，方增先等名家的作品都有，照着画了一段时间、从头临到尾，有的临上两三遍，它为我的画暂定了一个标准也是第一个可参照的标准，我的画有了个新的变化，妈妈和哥哥说我的画比以前好看多了。这本《工农兵形象选》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睡觉时也舍不得放下，抱在怀里……，习画在痴迷的状态中进行着。

七十年代的中国美术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时期，从城市到乡村，墙上画的都是凶狠的大拳头和傻笑的脸。绘画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轨道上运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老家那里根治海河，平整土地，成千上万的人被弄到一起同时干一件事，气势辉宏、红旗招展、地覆天翻。我的写生经历从这个“空前火爆”的时期开始了。画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挖沟的、推车的、抬筐的，画聚在一起啃饼子喝凉水的，画光着膀子躺在地上翘着二郎腿抽旱烟的。男女老幼、坐立走卧，马牛车筐都成了我写生的主体。村子里老爷爷们是我素描练习的“天然”模特，他们凑到一起晒着太阳，半躺半坐地倚在棒子节上，说家长里短，讲他们在地道里打小日本的事，道他们接近生命尽头的心里话。在不知不觉中一张张朴实憨厚的脸留在了我的画中，记录在我的灵魂深处。整个村子的老头儿让我画了个遍，一年下来笔下的人物有了生机，绘画在天性的自觉中延伸开来。初中二年级哥哥把我转到了今天的大城一中（我去时叫大城县五七中学）、我和姐姐、妈妈也就一起搬进了城里，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一家人团聚了。从此便认识了大城一中教美术的王同刚和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陈继荣老师。进入大城一中学习紧张了起来，白天学习、晚上画画（课外活动小组），中午跑到车站画速写，星期天就去工厂、车间，一天到晚安排得还算合理。这一年是我过集体生活的开始，吃住都在学校，馒头夹红糖是我最爱吃的，周日晚上回家装一罐头瓶红糖要维持一个星期。大通铺上一睡就是好几十人，也就是在这个大通铺上我经历了难忘的一夜——唐山大地震！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我睡得很晚，睡得很死，当晃动把我摇醒时，铺上、屋内只我一个人，我朝着记忆中门的方向连滚带爬的跑出去，眼前一个个半裸或全裸的肉体惊恐万状，伴随着四方的鸡鸣犬叫，恐怖的余震接二连三，可怕的“天光”和“地鸣”似乎在暗示着人类……。家兄毕继承驾车抗震救灾去了，一去就是数月，哥哥的气管和胃在抗震救灾中落下了毛病，我记得他回来以后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吃肉，甚至看都不想看。我们的教室转移到了户外，我的住处也偷偷的安在了美术小组的大木桌子底下。

我从小就不情愿画那些死的呆着不动的东西，素描静物也好，色彩静物也罢，都是耐着性子硬着头皮画，所以经常起大早跑到汽车站去画那些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从不间断。冬天的北方风如刀割，气若冰霜，我抱着速写本子在出行的人群中穿留，画他们的形象，画她们的姿态，画车站里骑二等接送人的汉子（自行车后面放上木坐子）。手很快就会在寒冷中失控拿不住笔，后来干脆就用胶布（医用的）把手指头和铅笔粘捆在一起，这个办法还真奏效，笔不掉了，手肿起来了，酷似当今黑心鸡贩卖的那注了水的白条鸡的鸡胸。速写画多了，观察在一天天深入，着衣人物的运动规律和结构关系渐渐清晰有了把握，默写和想象力的内功也在不经意中得到了提升。一张张较为完整的画幅和贴近艺术本质的“创作”在心灵与现实的往复中产生，创作的过程也紧紧围绕艺术规律的诸多问题而得到触摸。构思、构图、衣纹组织、线条的疏密关系、人物的呼应关系、人物与场景的关系、画面的黑白处理等一整套流程在那尺幅之间反反复复的被一一涉猎。记得我发表的第一幅作品是《田间读报》（那时讲学理论、红思想），是黑白画，发表在1976年的《廊坊日报》。画的是一堆农民在劳作之余读报听报的场面，一位“知识青年”模样的人手拿报纸坐在地上读得有声有色，几个农民或蹲或站听得有滋有味、聚精会神，配以木制大车和铁锹等道具，粪堆也点缀其中以示这群人施肥之余还不忘学习。发表后我兴奋、我激动，几块钱的稿酬拿来买了水果糖分发给同学们共同“享受”，后来陆续创作发表了《春耕》和反映干群关系的《促膝谈心》等作品，这个阶段我画了大量的黑白画。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面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规律的时候，机遇与经历、天资与环境等因素已内化为不同类型画家面目的内在支撑。小小黑白画尽管不象油画、国画的表现语言那么丰富多彩，但它也不同于连环画和插图，它独立成画，它已与艺术的诸多学问相通联，顺畅地进入了艺术创作的体验空间。是艺术创作的另一种运行轨迹——先结果后过程。正如学兄刘进安所言：“针对一种样式集中使用精力使聚集在陈老师周围的这帮莘莘学子都具备了默写能力、创作能力和较为丰富的想象力，这种锻炼较之于从素描、色彩入手解决艺术问题更具科学性，因为他已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以及能够主动地面对基础乃至笔墨等新课题的选择与吸纳”。

那时县里经常把画画的集中到县文化馆搞配合时政的创作，大多都是由陈老师出面组织，美术班和各种专题的创作班连年不断，搞得红红火火，陈继荣无可非议的成了地方权威，几乎同时我也有幸结识了三天两头来县里指导和交流的廊坊地区美术干部（那时还没改市）雷金池老师，雷老师德高望重，廊坊美术事业的发展能有今天之景象，雷老师功不可没。时过境迁，今日绘画风格及艺术主张已难找到启蒙老师们的痕迹，乃至已全部荡尽，我坚信这是历史的必然，是艺术生命的必然，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

·调整、体验

一九七七年春回大地，百废待兴，上大学也由推荐制度改为平等竞争。一九八零年我幸运地考入了百年老校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本科生（七九年未招），去石家庄考试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考场设在今河北师范大学东校区北院的原美术系二楼，初试过后方能参加复试，专业复试内容为素描头像，色彩静物写生、速写、创作。我考试的这个考场高手云集，八零届十四个人就有一半是从这个考场考入的。考试开始后在我的身后不断有监考老师们驻足（那时的监考老师都是搞专业的）。他们问这问那，问我准备报哪个学校，后来一位年龄大点的老师干脆就直言其意，“一定要报河北师大，别的地方不要报”。色彩写生时拿在手中的颜色盒不慎滑落在地上，我有些慌张不知所措，脸一下子红了，心怦怦地跳，老师们马上过来安慰我，帮我把散落在木地板上的颜色弄净，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敬畏——这里的老师真好！中午吃饭我照常去找还在班里用功的乡兄刘进安。一件小事让我进一步地了解了他，影响到我以后的点点滴滴。大家蹲着围拢在食堂门口左侧的空地上，围成一个圈，像个鸟巢，我刚就位尚未蹲稳，刘进安给了我一个关怀而又内容丰富的眼神，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有点儿靠前，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位置在不被人察觉中调整得恰如其分，他会意的微笑着点点头……。这是我第一次与师兄刘进安心与心的交流，无声的对话。事虽小，但对我以后的发展与完善无疑是件好事。考试成绩下来获知考得还不错，是前几名，我报考志愿只写了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拿到录取通知书却不知为何变成了河北师范学院，虽然都是本科院校但校址有别（河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张家口宣化区的洋河南岸，大二结束后搬到了石家庄）。入校后听系领导讲我是被师院挑选过来的优秀生，是师大教师为了照顾其子女在石家庄学习方便拿我换的。我十八岁就感受到了情与理的交换和所谓的合情合理是一种现实。幸运的是师院的老前辈们大多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老先生，这里有恩师房世均、董川等，他们功底深厚不浮夸，治学严谨，学风端正。

大学生活对每个幸运儿来讲都是来之不易的，是人生的转折点，都是新的起点。八十年代初的师范院校美术教育教学体系基本上是采用专业美术院校的模式。强调基础，提高造型能力，从绘画基础入手切入绘画艺术的诸多层面是教与学的共识，母校的基础教学是引进后的苏派，基础训练几乎在统一要求的样式中实施。面对“基础”问题我经历了艰难的调整、体验、思考和理解过程，获得基础的方法和次序在辨别中不断调整，几乎违反了统一的基础标准和规矩，在类似补课的状态中主动建构着属于自己的基础，训练着属于自己的能力，事实上基础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有的成了包袱和拖累，被无情的毁灭而不能自拔。有的被取舍为完整个性的一部分，使基础释放出新的生命能量。两年后开始分专业（二二分段）十四个同学分成国、油、版三个专业方向，我修中国画，主攻写意人物，国画专业只我一个人，老师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公共基础向专业基础的过渡和伸展、技能向技能的转化、基础与笔墨的接联、笔墨基础与表现语言的完整统一等一系列新课题接踵而来。中国画教学进入学院教育不足百年，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教育教学体系，而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教育的教学模式和训练手段是西物东植的“进口货”。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中国画在学院教育中，其文化特性与训练手段和外来文化的诸多方面磕磕碰碰，中国画的教学与训练时常面对不明不白的尴尬与无奈。实质上中国画教学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磨难艰辛的存在着。文化开放之初带来的是意识上的混乱和愚昧的盲从乃至彻底的迷信，一时间众多学子乱了方寸，找不到或找不准根基，自失了把握而被沦落，成了“没娘的孩儿”。幸运的是由于对自身的了解和敏感学习过程在目的约束之下而得到自控。绘画这个行当它没有定式，就像吃饭一样，右手拿筷子可以完成搬运食物填饱肚子的使命，左手拿勺子同样也能。当认识到基础和笔墨仅仅是完成艺术创作的工具和手段时，基础和笔墨才能以适应的姿态扮演合适的角色而存在，才能形成某种意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规矩，它是主观的、人为的、它带有时代和历史后遗症的印迹，在某个时段规范着人们的奇思妙想，当新的奇思妙想被定格为新的规矩时，所谓的进步就蕴含其中，旧的规矩同时被颠覆。所以规矩是可变的、是临时的、是在破与立的换位中形成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创作同样也是，从来就没有一条不可更改的规矩。而规律体现的是人类对客观主体的体悟和认识，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的、恒久的、是不可破的，必须遵循，人们也只能在对规律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之后方能校对其行为，以获得相应的愉悦和收获，事实告诉我们违背自然规律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会有自食其果的不幸，艺术的发展规律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