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领带，细尾巴穗儿的那一头藏在背面，这是常规；他，愣让那根穗儿从一侧绕到前头。4月28日下午，当我看到出席中国美术馆“同一个世界——中国彩绘联合国大家庭艺术大展”开幕式的这样一副挑战常规的装束，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天上午在他北京居所“万荷堂”所见识的打扮：从里到外分别是白衬衣、红领带、类似围裙的齐膝的工作衣、无袖的短装皮夹克，充满后现代的意味。

　　我迟疑地开口：“您的领带是故意这样系的吗？”

　　“哦？不是。”他把探出的穗儿掖进去。呵，就算不是因为疏忽，标新立异的衣着套在他的身上，效果一准让人咂摸。这样的有意无意，恰如他的绘画——用大红大绿的浓烈色彩，泼出“俗到极处即是雅”的意境；又如他的文字——不过是客串，可远非票友和跑龙套的水平，不少“著名作家”恐怕也会折服甚至汗颜。

　　他一直在创造奇迹和制造流行：小时候连留五级的逃课大王，中学未毕业就颠沛流离四处谋生的落魄青年，后来却书、画、雕塑、木刻、诗、小说、散文、戏剧无所不通、均有建树；他从没拜过老师，也无门无派，却当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画的猴子放到上，竟成暴涨2000多倍的猴票，信手画的头像和随手扎的麻袋，变成了“阿诗玛”香烟和“酒鬼”酒的品牌符号；他写的书一版再版，别人写他的书不愁销路……种种不可思议叠影出来的这个老头儿，人们爱用一个词儿来形容——“鬼才”。

　　当天，“鬼才”黄永玉在美术馆的匆匆现身，引发了通常在娱乐圈才会有的追星现象：男女老少垒成的“玉米”（“玉迷”谐音）堆让他寸步难行，他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索要签名的需求，但对于索要电话，则很干脆地说：“不告诉你们，我不喜欢受打扰。”他的司机像保镖一样为他挡驾、开道，护送他进入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绝尘而去。

　　没来得及得到签名的“玉米”，眼底泛出一抹怅然若失。看着他们，我不太厚道地生出一丝得意：因为记者的身份，我总能以不低的频率捕捉到他一次次的出镜；更因为辗转的关系，曾两度进入北京东郊那座戒备森严、情趣盎然的“万荷堂”。

　　于他，于那座“万荷堂”，我留下的，大约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掠影；带出来的，则是或可与您分享的一些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