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保利夜场拍卖再次改写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纪录：曾梵志的《面具No.14》880万元的成交价是估价的8倍；张晓刚的《同志系列：男人》刚刚以176万元创下其小幅作品的最高成交纪录，他的“姊妹作品”《同志系列：女人》就以198万元再次刷新了这一纪录；刘野的《大旗舰》从120万元的起拍价一路直冲，直到935万元方被买家买下；毛焰的《记忆或舞蹈的黑玫瑰》，一番激烈的争夺后，这件估价200万至300万元的作品，最终以984.5万元的成交价收场；而作为本专场拍卖图录封面的拍品——石冲的《今日景观》最后竟然摸到了1650万元的高价……几乎每个拥有财富意识的国人，都被连续涨停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数字刺激得神经紧绷，倒是这些作品的作者的态度显得相对放松，张晓刚一句“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似乎道出了天价作品下的艺术生存现状。

　　住在宋庄的小五并不知道什么保利夜场拍卖，他认识毛焰，毛焰不认识他，在宋庄的画室兼居室，是和两个朋友合租的，为了这个三分之一的空间，小五一个月要付出350元，“我在宋庄已经呆了快五年了，应该说最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想当年当我满怀理想和激情冲到宋庄时，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如果一天能吃上两顿清汤挂面，我就相当知足了。”小五从小学画，在美院学习期间他画的“行画”在圈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当时还是太年轻，总觉得给别人画那些没有思想的东西太埋没自己了，总想搞出些属于自己的艺术，但事实终于教育了我，什么艺术，吃饭是第一位的。”

　　到宋庄前画行画，到了宋庄挣扎了一段之后，还是画行画，之前为了实现所谓的艺术理想，之后还是为了实现所谓的艺术理想，但小五却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反而距离所谓的艺术越来越远。“现在来宋庄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买艺术的，有卖艺术的，有炒艺术的……当然也有追求艺术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一起吃着挂面，喝着啤酒，聊一聊那些从宋庄走出去的名人们，但也就是聊聊。酒醒之后，住在宋庄的绝大多数人依旧会被村头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乡音吵醒，然后努力思考着下一顿挂面的着落。”现在的小五也会进行属于自己的创作，每画出一张，就会有固定的画商来收，价钱虽然不高，但却已经让小五的日子过得不错了，至少想吃就可以吃上涮羊肉。“听说我的画已经让画廊卖到外国了，而且价钱不低，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我觉得除了画画的时候，自己已经麻木了。”

　　经常买小五画的画商正在和小五商量合作办展览的事，他的条件之一是让小五赶紧赶出一批作品出来，但小五表示只能尽力，因为他现在正在为宋庄的老乡们要收回他的房子而发愁，“宋庄因为艺术出名了，我们不是受益者，现在老乡们都觉得自己房子升值了，不是要涨租金，就是要把已经卖给大家的房子要回来。尽管事情已经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但结果估计对我们不利。毕竟真正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人是不会住在宋庄的”。小五正在做着最坏的打算，但要找到一片类似宋庄的地方太难了。从圆明园到索家村再到如今的宋庄，应该说，每一次所谓北京艺术地图的变革都是被动的，但又无能为力。“与当代艺术品的高调不同，我们这些艺术的‘分母’们与其说是在画画，倒不如说是在画饼。”不过即便如此，小五依旧坚信找到下一个宋庄还是可以实现的，“毕竟这要比再出现一个毛焰或是石冲显得有可能多了”。

　　但在这样一个能把艺术具象到数字的时代，谁又能保证小五就一定不能成为下一个石冲呢？但这一切其实大体与小五无关。

　　中国当代艺术品今天的爆发，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预料的，客观地说与时机的积淀有关，与时代的积淀有关，但与艺术的积淀关系不大。这种情况与形成于北京大大小小的所谓艺术村落比较类似。就像已经消失了十几年的圆明园画家村，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艺术院校的学生不满于当时的分配政策——他们不愿意闲居北京或流落外地。他们原本就聚集于海淀区，之所以渐移到圆明园，就是因为圆明园农村的房价便宜，而且有大量空房。至于后来成为社会上盛言的艺术胜地，其实是与圆明园诞生的模式有关——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所谓国产艺术家，多已飘摇海外，但他们深知艺术生存的艰难，为了这些后来者，更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将所谓圆明园画家村构思成为海外提供廉价产品的原料市场。

　　再后来的事就比较清晰了，画商来了，代理人来了，经纪人来了，媒体来了，甚至画廊也来了，圆明园成名了。

　　但与媒体把圆明园画家村类比成巴比松、格林威治村不同，把聚集于此的所谓画家渲染成一群梵高不同，在事情的基点上，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到大都市在现实中寻找机会，后者是放弃大都市的机会在放逐中需找自我。对于要吃饭的一群人来说，聚在一起的机会总会大于个体的流浪。这就是艺术的生存现状。

　　绝大多数人不会料到，在圆明园这个地方后来会走出如此众多的天价艺术家：丁方、方力钧、岳敏君、伊灵、杨少斌、徐一辉、迟耐、鹿林、魏野、魏林、祁志龙、王庆松……圆明园如是，索家村如是，宋庄也如是。

　　按照策展人杨卫的说法，其实类似圆明园之类的艺术村落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所谓艺术家们而言，在很大方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圆明园，我们学会了春天怎么种植希望的花朵，夏天怎么下水捞取肥胖的河蚌，秋天怎么腌制可口的咸菜，冬天怎么生起温暖的炉火……每个人对艺术都充满了理想，大家当时非常勤奋，每天上午8点钟准时开始画画，中午啃个馒头，继续画，基本连续工作10小时，处于疯狂状态。艺术需要理想主义，或者说是纯粹的英雄主义，一件作品除了经济价值外，更多应该体现的其实是精神价值。这种精神圆明园有，宋庄少了，以后估计就堪称稀有了。”

　　方力钧也时常回忆自己在村里的那段日子。在那里他创作出了一种玩世不恭、嘲笑一切的风格，并且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1993年，方力钧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接着他登上《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但现在的方力钧已经脱离了这种所谓“村”的生存状态，他更喜欢呆在自己安静的画室里，“太闹了。钱闹的。”

　　草场地火了，798人流如织，酒厂也进入了北京的艺术地图……但这一切属于所谓艺术的辉煌，仿佛却又与创造这些艺术之人的生存现状无关；圆明园消失了，索家村快没了，就连宋庄也面临着被拆的命运……曾经的艺术居留地，回头一望竟然已是乌有之乡，什么艺术，宛如大梦一场，时光一去如棍棒，感觉就像曾经是圆明园画家村中的一员黑子说的，“所幸我们仍未成功，仍未失败，仍在梦想的野地里摸索，仍旧痛苦，仍旧快乐，仍旧热血沸腾，仍旧历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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