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到虚幻。好像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说是另外一种符号。别人选中了我，而我却成为某个游戏格局里的另外一个人。”
   
    “我不想谈拍卖，别的都可以随便聊。”张晓刚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首先声明。
   
    在11月27日结束的“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上，张晓刚创作的《天安门》，在经过一番激烈竞投之后，被一位神秘买家以18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是最初估价的9倍，创出了他作品的价格新高。

    张晓刚悠然坐在椅子上，11月27日，他和刘翔、杜琪峰等名列《mangazine名牌》06精英男性。“他的《血缘：同志120号》(1998年作)以809.8万元人民币的高价位居整场拍卖的第一位，这无疑让张晓刚成为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潮的领军人物。”有评语这样写道。
   
    大家庭：一个民族的肖像
   
    张晓刚开始画些天安门之类的东西是在1993年。那时候他在昆明，每天把自己关在朋友的画室里，却不知道画什么。他就从画肖像开始，“都画得有点变形”。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画天安门。“国外回来看天安门的感觉都不一样。”

    1993年，张晓刚画了全家福、朋友肖像、天安门、木箱等等，然后在成都做了一个名为“中国经验”的展览。“那批新画都是实验性的东西”，当时受到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很多人觉得他画得不如以前好了。

    “我觉得让我再悲剧我悲剧不起来了，但这个阶段我已经在想要找一种有深度的东西，它既不是简单的悲剧也不是简单的流行，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我心里有感觉。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我这批作品是不成熟的。”

    这种感觉仿佛是灵感来临的前兆。1994年，张晓刚停了下来，回到重庆。三月份，他花费一个月的时间画了一张肖像。“就画一个戴军帽、穿军装的人的形象，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感觉。

    这张画对张晓刚特别重要，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这次，他找到了一个方法上的东西，“一个是平涂，一个是不要像写实主义那样去画画”。从那张画开始，《大家庭》就出来了。他终于完成了自己在艺术生命上的一次涅槃。

    “年轻的艺术家凭直觉喜欢我的东西，比我老一点的开始批判我，同代的就不表态了。原来大家一起画会很直接地反应，这张画画得不错呀，怎么样怎么样。我画了那批画以后同代的人开始沉默，年轻的人开始经常到画室来看。”
   
    栗宪庭救了他一命
   
    1979年，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四川美术学院也出现了一批反映文革的伤痕题材作品，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以及罗中立的《父亲》等，在全国一炮打响，他们所在的班一下子成了全国的明星班。

    当年的张晓刚就在这个班上，但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跟他们画的感觉不一样，他们都比我大10岁，很成熟，搞重大社会题材我不行。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的巡回画派，对此我一直很难进入。”

    学校图书馆那时候买入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正读二年级的张晓刚对这些新书特感兴趣，每天放学都用一个小本临摹印象派的作品，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四年级时，他成了班上搞现代艺术的学生，“其实也就是学学凡高、德国表现主义轻骑士。”

    临到毕业创作时，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体验生活，让张晓刚觉得特别过瘾。回来之后，他画了一批藏族题材的毕业创作稿。

    当时毕业创作需要经学校审稿批准，通过以后，发给画布、画框和颜料再完成作品。结果他的草稿没通过，学校认为，他画的风格太粗野。没有材料，张晓刚最后画在了牛皮纸上，在川美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

    不久，《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来四川组稿、找新人。开会时，栗宪庭说了句，“除了别人的，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这一句话，学校通过了他的毕业创作稿。张晓刚很感激老栗。当期的《美术》发表了罗中立和张晓刚的作品，夏航撰文说张晓刚有“近乎凡高的情绪”。

    大学毕业的张晓刚一片茫然。“每天不知道干什么，一下离开学校环境很不习惯。”当时的艺术界，连乡土艺术当时都算前卫的，而像他那样现代风格的、表现主义的东西就太“前卫”了。

    “我也画些乡土的东西，但后来看有气无力的，没什么感觉，就只有看书。”张晓刚陷入了迷茫期。之后，张晓刚回重庆教书。这段时期，他开始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怀疑，接触到了东方的神秘主义，重新来看中国古代绘画。
   
    拍价有点虚幻
   
    张晓刚的画室在北京东北角的“酒厂艺术区”，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生产二锅头的酒厂，安静而偏僻。画室面积不大，正屋门口还有一棵小树，冬日降临，让长方形的画室内显得清冷而空旷，屋子里弥散着一股由油画颜料、松节油混合成的味道。

    自今年3月份开始，张晓刚无疑是今年当代艺术风潮中的“浪尖”人物。从3月他的作品在纽约苏富比以98万美元成交开始，就一路高歌猛进。伦敦、纽约、香港北京等地就不时地爆出一系列的天文数字，880万港元、76.96万英镑……一直到《天安门》拍得1800万港元。

    拍卖对于张晓刚来说，是另一个行当。作品进入到市场后，所发生的一切便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今年，在纽约苏富比的春拍会的现场，《血缘：同志120号》从20万美元开始报价，一直涨到97.92万美元。当黄燎原从现场给张晓刚打去电话时，当时在昆明的他，第一个感觉是“疯掉了”。

    “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变成了另外一种符号。别人选中了我，我就成为一个游戏格局里的另外一个人。”这是他与诗人欧阳江河不久前对谈中说过的一段话。

    “从社会的角度讲，我是成功了。但我觉得很虚幻。可能我会越来越有名，以后我画什么都不重要了，主要是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