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古钱币学家戴志强和他的文集（上）
□ 文·图/刘明杉

戴志强先生是国内外有影响的钱币学家，身兼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际钱币银行博物馆委员会执委、亚洲地区主席，国家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等几所名校的客座教授等数职。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2006年1月《戴志强钱币学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与钱币学的深厚缘分

戴先生1944年生于上海，其父戴葆庭，是我国著名的前辈钱币收藏家和研究者。1953年夏，他们全家从上海玉佛寺斜对面的东麻里迁至江西中路130号。当时戴先生9岁，就读于延安东路河南路口的新姚小学五年级，每天下学，路过广东路古玩市场，他总要在市场里逗留一时，因为父母都在那里工作，周末更是在古玩市场度过。当时著名的古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与戴志强的父亲是挚友，1954年彭先生出版了《中国货币史》一书。那时彭先生每周、或者隔周就来古玩市场一次，戴先生听父亲与彭先生在一起探讨古钱币。在父亲和彭信威等几位古钱币专家的影响下，他也爱上了中国古代的钱币文化，父亲多次带他到淮海路重庆路口、妇女用品商店楼上的彭先生家，彭先生的言传身教，给童年时的戴志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那时每周末下午，他常跟随父亲到著名钱币收藏家、钱币学家罗伯昭先生家参加上海泉币学社的例会，在这里他拜识了许多收藏家和学者，见到了很多珍贵的古钱币，为钱币鉴定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戴先生说，他在钱币学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得益于父亲的教诲之外，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使他受益匪浅。该书从1954年版到1965年版，戴先生通读过多次，直到现在仍是他案头的必备书。

“初生牛犊不怕虎！”

郭沫若先生在1963年第一期、第二期《历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漳州军饷银饼的论文，提出漳州军饷是郑成功所铸的银币。当时还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的戴志强，在暑假写成《试论“漳州军饷”银币》一文，寄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不久，施嘉干先生由北京来沪，和戴先生的父亲谈到了“漳州军饷”银币的事。他说郭老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彭信威先生曾写信给郭老提出不同意见，郭老因此写了第二篇文章作为对彭先生的答复。后来彭先生又让复旦的学生出面写文章。为此，郭老甚是不快，专门找到施嘉干先生，约他写对答文章准备一起发表。这里，所谓彭信威先生让复旦学生写文章的事，确实是冤枉了彭先生，因为他并不知道戴志强写了这篇文章，戴先生只是因为有的地方接受了彭信威的观点，才引起了郭老的疑虑。当施嘉干先生得知此事后，连说：“初生牛犊！初生牛犊！”并示意此事到此了结。后来，《历史研究》将戴先生的稿件退还给他，上面尚有几处郭沫若先生的毛笔眉批。这件事让彭先生受到了嫌疑，至今戴先生还有歉意。那篇文章，后经修改，发表在《文物》1981年第10期上，当时郭沫若先生已经作古。彭先生当时写的《关于漳州军饷——评郑成功大元说》，一直到1985年，彭夫人将遗稿送交上海市钱币学会后，戴志强先生才读到。这篇论文被编入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中，读着彭先生的遗作，他感慨万千。1986年4月，福建钱币学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戴志强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再谈漳州军饷银饼》的发言，既是一个学术报告，也寄托了对彭先生的怀念之情，这个发言后来整理成文，收入在《福建钱币》1987年第一期上。

突破性发展独立的钱币学科

1966年戴志强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后分配到河南安阳，结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考古学家，亲临殷墟发掘现场。1984年，他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又调货币发行司，对当代钱币的设计、印制、生产和发行，有了切身体会，这些阅历使他对钱币学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1999年新版的《辞海》中，可以找到对“钱币学”一词的诠释，这个新词的诞生，记录着戴志强和他的同事们20年来为中国钱币学的学科建设付出的艰辛历程。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1984年他被调到北京增补为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接任秘书长主持学会工作。在当时急需解决的就是中国钱币学会的定位问题。
众所周知，钱币一经产生，在我国的社会历史中就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职能，因而对钱币的研究起源也较早。但它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国前隶属于金石学，建国后随着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又把它归入考古学范畴。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时，人们还在为它的定名进行争论。受古钱研究范围和方法的局限，它的研究成果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有人还戏称其为“一孔之见”。
戴志强先生认为，我国钱币学的学科建立，关系到钱币事业在社会上的地位、钱币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中国钱币学在国际钱币学界的地位。因而他把建立中国钱币学的学科体系作为研究重点。身为钱币学会秘书长和《中国钱币》杂志主编，他积极组织专题讨论，在《中国钱币》上开辟专栏，以各种方式推动学科理论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戴志强对钱币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钱币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既不等同于考古学，也不等同于货币学，其他任何学科均无法取代。对钱币学的研究，既要继承传统方法，又要采用现代科学手段。他连续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提出钱币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历代钱币，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钱币实物，如金属铸币、纸钞、金属称量货币等；二是与钱币生产、制造有关的其他物品，如古代的钱范、当代的机具等；三是与钱币文化有关的其他物品，如古代的压胜钱、近现代的纪念章等。通过对钱币的收藏和鉴赏，弘扬我国的钱币文化；通过对钱币的考证，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通过对钱币学的探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现实货币金融工作服务。
1992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戴志强担任馆长。建立国家级的钱币博物馆是钱币学研究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如何通过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使钱币学为金融货币工作和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戴志强认为：钱币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当代钱币积淀着历代钱币文化的优秀因素，在开展古代钱币研究的同时，力求把近现代钱币和当代钱币的资料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放到重要位置。理论上的突破，使古老的钱币学焕发了生机。短短20年里，我国钱币学已由一门冷僻的杂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时，只有会员六十几人，如今已达六万多人，学术成果更是硕果累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