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徽人文地理　　　

　　安徽在地理上位于两河，江南江北和淮南淮北，文化上则是北方接中原，南方近吴楚越。淮河长江两岸在历史上，因天灾战祸而人口迁徙变化过大。因此，“安徽话”一词不适合安徽人，它是一个典型的飘移大杂汇。从语言分布情况来看，靠近湖北说的湖北话，靠近河南说的河南话；靠近江苏说的江苏话，安徽长江流域基本是湖北话为主体，包括现在合肥话江淮杂合语言。太平天国之乱，安徽长江段成为主战场，沿岸原居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曾国藩对天朝臣民基本上采取了“三光政策”，“曾剃头”在安徽和江苏一带杀人多少仍是历史之迷，皖南老人们记述中的“长毛”大多属于湘军，其野蛮程度与匪无异。故皖南人将他们统称为“长毛匪”或“长毛反（与犯谐音，大意指反贼）”。在皖南地区今日泾县、宣城、宁国、旌德均为湖北方言的天下，只在极偏僻乡村才有原居民；如旌德县只有里八都和白地才说居民方言，其他乡镇均为外来移民，如果要说地道的安徽人应属这些皖南族裔，尽管他们大多的祖先较早前也来自中原。　　

　　人们都误以为黄梅戏源发于安徽，其实它是湖北黄梅县一带的地方戏调。天朝之乱和血吸虫之灾，安徽历经了近现代的人文地理大变迁，这跨越一百多年的移民潮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才逐渐结束。因此，黄梅戏随着湖北人的到来而覆盖安徽南北，如皖南的宣城是个地道湖北话故乡，这一带居民至今从冬月到开年清明都围着戏台转，通过舞台戏剧表现对故土眷恋之情。同时，这移民与皖南原居民的文化风俗、语言习惯和生活观念存在一定区别。如笔者家乡绩溪人，在解放前挖苦旌德人“卖老母鸡也看要戏”；大集体时代则说“住茅草泥墙屋也戴手表”。随着时间推移和文化交融，人们的文化性格和生活观念越来越模糊，原皖南居民与外来移民日益一体，惟独语言上保持各自特点。　　

　　在汉末，现安徽北为徐州和南为扬州所管辖，唐为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为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为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各府为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省会安庆。因此，以安徽作为整体性地域文化是相当不可取。尽管徽州最能体现安徽地域性特色，可它与安徽大部地区有很大悬殊，它毕竟是由地道的越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小地域文化，特别是魏晋与唐末的战乱时期，一些中原氏族的大举迁入，这种往后交融使得徽州在地理封闭而传统深厚中独树一帜，可它仍不足以代表安徽文化主体。从人文地理的一般归纳，几乎没有安徽文化一说。若要说地域的历史传统，那只有是徽州的文人仕子和商贾匠人，因为它对新近朝代具有重大影响。这些本是安徽历史文化与人文资源，可惜的是，在缺乏历史意义和文化战略的当代社会，徽州文化肢解得如今这般四分五裂。　　

　　建国初年，徽州婺源被划去江西。89年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其中绩溪划去宣城地区。原徽州地区所在市屯溪易名为黄山市，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歙县改为黄山区。当时官员们眼光只盯住黄山这株摇钱树，撇掉徽州地区周边的贫困县，黄山旅游政绩便一下子上去了，何况黄山作为省级市对地方官员是一种晋升，于是在酒桌上将徽州划得支离破碎，似乎风景山水跟人官员心电图走。结果是弄得黄山市处处是黄山。如今要搞生态开放和人文旅游，皖南地区除此之外，似乎无多出路，可政府只能坚持一错再错，知错便改则有失体面。所以，属于江西婺源也打“徽州文化”招牌，属于宣州的绩溪和旌德也打出“徽州文化”招牌；弄得安徽如今是处处是徽州。以“黄山”与“徽州”之名义如此泛滥，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安徽缺乏历史意识和发展眼光。

　　二、安徽风土性格　　

　　安徽如同一个苗圃，其本身不是能开花结果的文化土壤，历代安徽籍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商贾巨子均在外头取得辉煌成就。这说明了安徽特定地理位置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是造育人才，而无法适应人才的发展，这种历史格局成为一种既定地域文化传统，尽管当代发展模式，人才是首要的战略资源，但安徽始终无法其地域性灾民文化，自然无法吸引人才。可以说，安徽既留不得人才，对人才也毫无吸引力；加之地方派系斗争可用“黑社会”来形容，所谓本土能人无不是成王称霸的地方势力，他们不仅对安徽本土发展构成长期危害，并伤及旅外安徽人对家乡的感情。　　

　　０３年，一名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的安徽研究生，带着女友回家过年，散步遇见几个地方小吏从轿车跑出来便解裤小便，于是来了一句“没素质”，结果被人追打至水中淹死，可见地方官吏强霸是何等猖狂。这孤立事件说明了安徽地域性格，特别其中灾民文化的内在特性。王怀中是典型安徽本土能人，他之所以如鱼得水便很说明了很多问题。　　

　　胡适对故乡绩溪的感情使我们看到他内心复杂矛盾，一方面对徽州山山水水的眷恋和切盼，一面方对往事旧伤的记忆犹新。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胡适就不曾回过家乡，尽管它来往于杭州上海无数，要回绩溪可是举步之劳。因怕陷入世故而只好远离故土，绩溪宗法派系和地方势力斗争异常激烈，他如不小心便成为被利用的棋子，那怕走亲访友、吃杯茶水都可能酿成“大事”。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胡适老家上庄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前长期开赌设局，一位新任县长到上庄抓赌，赌场上居然挂着胡适以及胡适友人的书法字迹，那可是当朝大人物，结果是县长抓赌不成，遭人泼粪水逃出上庄（这是家乡老辈常说的故事）。再有就是蒋介石要搞民主给美国人看，各地开始选国大代表，绩溪有一个名额。为此，县长章少南（音）与监狱长胡宗吾展开了追逐，胡宗吾便给胡适写了一份信，说明自己已选上国大代表，胡适在复信中礼节性地表示“恭贺”，这封私人书信成了胡宗吾当选国大代表的既定事实，也成了胡适与家乡的趣闻之一。然而，对于一生酷爱名誉的胡适而言，它无不是后怕余悸的事情。　　

　　这种地域特色决定了安徽不是人才发展土壤，无论多么有才能，在本土只能便一事无成，因为它有一种飘移性的灾民文化传统，也是一种不讲理的地域文化。如果从文化与艺术考察安徽，那却是人才辈出，如陈独秀和胡适最有代表性，暂不说文学戏剧，现代美术界有黄宾虹、吴作人、朱德群、吴玉如、刘开渠等等。纵观安徽美术人才，他们普遍倾向于传统美术领域，皖南书画家一个共同特点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传统根基，即在师法方面有所突破，可整体思想方面则显得过于保守，缺乏东南地区那种开放性文艺个性，因此普遍显得与时代潮流显得有些不协调。

　　三、当代安徽文艺状况　　

　　徽剧、徽菜、徽学、徽商，徽州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漆器、徽州文房、黄梅戏等等，这些似乎给人一种“文化大省”的印象。历史归历史，安徽淮河地区由战乱与水祸，其地域上很难建立一种具有历史传承的地域文化，黄梅戏也由此出现在安徽。所以，谈到安徽文化自然只有偏僻皖南山区的徽州。然而，它又是极为保守的地域文化，跟徽州造育了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徽州商人没有内在统一性，根源在于徽州人多地少，迫使历代徽人在和平时期出外谋生。当徽州人在外当官发财，便在家乡兴建祠堂、造牌坊；办私塾，攻科举；说明了徽州人骨子里的保守传统。　　

　　从网络上得知安徽有个“黄山•中国美术论坛”，我的直觉可以判断它类似个书画笔会活动，因为以安徽本土的文化官员与美术界人士的意识，他们还不能理解“美术”广泛意义，不然他们就不会待在安徽了。当我进一步了解，果不其然，这个所谓“美术论坛”是由安美置业投资发展集团筹办，省美协和省文联协办。论坛以写生采风、创作笔会和展览座谈为活动构成。这个论坛还对外公布，二00四年的首届论坛共有38篇学术论文。可我只找到一篇《“黄山中国美术论坛•中国水彩百年研讨会”纪要》一文。很显然，这是一起非学术的观光度假兼易画笔会活动，为安徽官员富商与美术界名家搭建了一个交往平台，它的学术性显然不值一提，这完全符合安徽文化作风。　　

　　可见，安徽本土要发展艺术文化是缺乏必要土壤，其思想保守和官僚作风尤为严重，何况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需要开放意识、文化远见和多元包容。不然，安徽虽地处长三角的边沿省份，可它实质状况与偏僻西北边疆毫无两样，经济发展落后不仅说明了客观地理因素，同时说明了思想意识的相对滞后。所以，对于安徽本土的文化生态，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地方，总之需要外部大环境来改造它，其本身不具有缺乏主动积极性。或者说，安徽只能往外输出苦力与人才。　　

　　从安徽出来画家当中，通常比较偏向传统绘画，它一方面说明了安徽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同时也说明了它过于保守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一点在皖南美术家身上更为严重，也体现了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执著和神往，普遍被动于地域文化的无意识。所以，安徽美术界和文化官方把“美术”理解传统书画是不意外的。安徽缺乏当代文化发展与成长的生态土壤。　　

　　因此，要总结安徽地域文化生态则一言难尽。其保守的徽州文化和灾民的文化性格，只能被动于历史传统、地理局限和时代环境。限于种种客观条件，安徽要发展当代文化艺术或创意产业是极为困难的。正是如此，安徽为开放而发达地区供应廉价劳力和一流人才，惟独它本身无法利用这些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与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