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艺术圈里响亮而且时髦的名字。发明了Biennale这个漂亮发音的威尼斯双年展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圣保罗、伊斯坦布尔……连初来乍到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都急匆匆开到了第二届。每隔一年，世界就盯紧了威尼斯，着急看到当代艺术交上的最新一份作业。北京双年展显然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引起如此的注意力；“金秋最美的风景”式的浮泛赞美并不能掩饰对此届北京双年展的疑问。

　　被质疑的北京双年展

　　传统还是前卫？这是北京双年展开幕以来不断被提及的一个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双年展在内核上应该体现当代艺术在当下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下的生存状态，形式上则以装置、影像、行为艺术等为主体。但主办方表示，新媒介纵然流行，传统艺术形式也没有停止推陈出新；北京双年展就是要坚持传统的架上艺术，在绘画和雕塑作品里寻找当代艺术，办出“中国特色”。结果很多人并不买“中国特色”的账---既然刻意回避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为什么还要搭“双年展”的顺风车？双年展难道只意味着两年一次的展出频率？

　　不过这还可以算是学术上对双年展理解的分歧，“中国特色”的模式是否能够如主办方所愿“为世界当代美术的多样性做出贡献”尚无定论，但至少这次的北京双年展离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整个策展情况引起的不只是广泛的讨论，而且还有普遍的质疑。

　　本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比起2003年的“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更加大而无当。环顾四周，威尼斯双年展的“梦想与冲突”，卡塞尔文献展的“去殖民化”，甚至近处上海双年展的“影像生存”，广州三年展的“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都为自己寻找了一个发言方式和表达路径。而北京双年展在喊出一个口号之后忽然尴尬地发现自己不知从何说起。宏大命题的“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更像是北京对当代艺术的一次客套寒暄。

　　这也就难怪北京双年展的布展情况引人议论。世纪坛展场内传统水墨画和前卫装置仅仅几步之遥，艺术作品各说各话。去看了展览的策展人顾振清说，组织者仅仅做了一个挂画的体力活儿，根本没有设计整个展厅。而这在国外已经是早就解决了的问题，美术馆有自己的工程部，专门负责在策展人的指挥下布展，大学里也开设有这样的专业。我们还在原地踏步地把展览当作一个简单的加法计算，没有清晰的脉络，没有完整的视觉体验，“叫‘双年展’也没用”。

　　本届北京双年展由北京市政府、中国美协、中国文联三方合办。主办方开展前表示今年已经精简机构，策划小组由前年的三十一人减到今年的二十四人。但这个数字仍然足以吓到国外的同行——“独断专行”惯了的策展人们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人多意见也多，口味博杂，没有倾向性，展览概念模糊。而对于策展人的资格，评论家栗宪庭在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上说，“双年展组织者对国际资讯完全没有了解，这些策展人基本都是美协，美术学院的领导。他们的选择判断标准基本上是看谁有名气，而不是根据作品本身来判断，虽然它采用了时髦的‘双年展’名称和架构，但思路仍然是全国美展，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

　　北京双年展已经不止一次被评价为想赶时髦的“全国美展”。策划大型展览在国外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机制和操作规范。以双年展为例，政府拨款给双年展的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提名和敲定当年的一位主策展人。策展人负责随后的一切工作，包括拟定展览的主题和受邀艺术家名单，选择场馆以及布展的具体事宜。责任明确，细节绵密。策展人本身就是艺术家。每件艺术作品都是他的创作素材。像艺术家必须选择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一样，策展人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思路把这些零件有序地排列组合,来概括和呈现当下艺术创作的某一方面。策展人的选择决定了展览的学术主题和学术方向，同时也决定了提供给普通观众一个怎样的视觉冲击和心理体验。北京双年展在两个方面都让人失望。

　　顾振清总结说，这次的北京双年展就是计划经济产物和国际规范的一次碰撞，结果撞得鼻青脸肿。

　　成都双年展的想象和现实

　　北京双年展还在旧体制中挣扎，而刚从今年夏天挫败的疼痛中缓过劲来痛定思痛的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则是在跟商业力量的较量中铩羽而归。比起国家政治中心的种种行政压力，成都这座悠闲的享乐城市应该更具民间色彩，实际上成都双年展的资金就是来自民营资本，可是逃脱了“官办”二字的成都双年展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

　　这次的成都双年展被命名为“景观——世纪与天堂”，展览开幕式同投资地产商的“世纪城”的楼盘剪彩一起热热闹闹地办了。这是策展人和投资方的不谋而合还是商家的捆绑销售？不好说。策展人自然能把主题放到当代艺术的语境里做一番解释，但这拦不住有人评价，艺术展不好像电视节目一样冠名播出，只好改用其他招数。身在成都的艺术评论家吕澎这样评论这次的成都双年展，“纯粹是商业行为，完全违反游戏规则，又是啤酒节又是楼市，搞得十分恶俗”，他说，“而且太仓促了，四月份开始筹备，六、七月份开幕，这种速度简直是个笑话，国外比较成熟的双年展的准备时间应该在一年到一年半。”

　　双年展是个费钱的大制作，民间资本的介入显然带来了一种新的解决途径。本届成都双年展策展人之一冯博一在《“天堂”的想象与“现实”的困境---关于策划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思考》一文中提到让“中国当代艺术粘商业的财气,商业粘艺术的才气”，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流行的方式。艺术到今天已经不再耻于谈钱曲高和寡，可与商业的握手言欢背后，矛盾和妥协也显而易见——策展人有多大的空间自由发挥？双年展的舞台上唱主角的究竟是谁？冯博一在文章中也说，“一不留神，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成为商家功利性诉求的筹码，沦为商家达到其商业目的的一个资源，甚至可悲地成为成都啤酒节、成都夜市的一个环节、一个单元，被商业“转化”为无意义的表演式的消费‘景观’。”原来设想的对大众文化的探讨被商家的出尔反尔和随意而为瓦解得面目全非。

　　独立策展人在以“反叛者”的酷形象对抗体制多年后，又遇上了新的问题。展出机制多元化，官方美术馆，民间资本，艺术中心，画廊……策展人把功课摆到公众面前时已经不能再以“体制”二字为说辞，他们也必须思考，在新的环境中，“独立”二字如何体现，策展人的立场和底线在哪儿，如何才能对自己和公众都有所交代。

　　除了北京和成都双年展，国内还有已经做了四届相对比较成熟的上海双年展，以及口碑不错的广州三年展。当被问到从北京和成都的例子来看，中国有没有必要有这么多双年展时，冯博一还是说，中国艺术展，越多越繁荣，无比多元化，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