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骄阳似火的盛夏，我约北大一位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研究生胡春春（现为上海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留德预备部导师）对圆明园画家村作一次探访。对他是走出象牙之塔，于我则是深入“虎”穴。

　　我俩兴致勃勃各自骑着单车朝圆明园画家村的方向骑去。迎面见一农妇赶集，我上前便问：“请问画家村在什么地方？那儿画家还多不多？”

　　“没见过，俺不知道你说的画家是什么人！”她说。我们又问了另外两个遇到的小伙子，他们也都连连摇头。怪了，名气这么响的画家村都不知道？我们开始嘀咕起来。待我们又转了几个村庄，所问老乡也都答非所问，叫我们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时，忽发觉前面林阴小道旁的墙壁上寥寥画着几个头像速写，显然是出自画家手笔。我们赶紧进入村落一问，那数十户人家也均不知画家是何人，叫我们好生没趣。旁边一个老汉搭讪道：“以前我见过一个画画的，人挺好的，还把我给描了下来也不收钱，他们爱喝酒，胡子长……”“现在画家呢？”我们连忙追问。他却摇摇头，继续干着手头的活，表情一脸淡漠。

　　我们又穿过村庄来到了一块空地，旁边有几户人家挨着，那屋是在废墟上临时搭建的，简陋不堪。老农们不知道画家村啥回事，但说附近还有个叫福缘门村的，是不是和画家村是一回事儿。我们顺着指的方向在那铺着石子瓦砾的羊肠小道上推车迂回，已经一身臭汗了。一中年妇女看我们转了多时，便壮胆而好奇地问：“你们找谁这么下劲？”我说：“听说这村子里住着画家，怎么今儿一个也没见到呢？”她脱口而出：“噢，画画的吧，全没了，都给轰走了，这儿不让他们住了。”“为什么不让住呢？”“俺们不晓得，反正居委会布置了，谁租房谁负责。”这农妇直言快语，却让我们听着别扭。画家为何来此租房？画画干什么？为什么轰他们走？这些疑问，村妇显然不甚明了，让人扫兴至极。

　　春春说：“我在北大经常听到关于画家村的新闻，附近的清华、人大等外国留学生便前去赶场凑热闹，国内新闻记者也闻风而动，添油加醋一番，新潮艺评家们的尖锐笔头更是推波助澜指点江山。还真有些画家得到资助出国了，但更多‘朝圣’艺术的青年又从全国各地接踵而来，飘来飘去都以艺术为由，然而，斯人斯画如一味对洋人献媚，对金钱贪婪，甚至自我作贱玩所谓的行为艺术来标新立异，这表象上的特立独行和对事业的浮躁之心如何画得出好的作品？”所言极是。但我仍然认为艺术家注定是要和世俗对抗的，他们只注重个人内心情感与外界的真切体验。所谓“放浪形骸”，其内心世界一定是美的，善的，只是人到中年的我对现实生活有了顿悟或者叫妥协，觉得用艺术撑着脸面好虚，好累，好苦！艺术虽能抚慰心灵但毕竟不能代替吃喝拉撒！春春说，他读了18年书，呆在校园里倒也悠哉，虽然物质上平淡，但精神上绝对贵族！可某一天，一个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却扬言要和德国佬搞合资，他硬着头皮当翻译，在金钱面前斯文扫地，只能用钱弥补他时间的损失。再者，研究生待遇委实太低，手头没有多少钱买大师们的经典拜读，生活不无迷茫……

　　其实，何止是他！对我而言，那昂贵的画册、暴涨的火车票价就足以让我囊中羞涩。金钱的诱惑、理想的召唤、艺术的圣洁和现实的无奈时刻纠缠着，叫人感觉错位神经难调！我们越说心情越孤单，探访画家村不成，倒开始顾影自怜起来。春春说他对前途的瞻望犹如走钢丝，心情不平是难以献身学术的。艺术更是一个乌托邦，理想和现实，在越来越物质的现代社会里，越发显得矛盾、对立和异化。

　　我们百般无聊地走出了村庄。突然发现身旁一侧的墙角处隐约写着×××艺术工作室，紫红色的箭头也直入眼帘，我急忙大步上前按响门铃：“请问这儿住了画家吗？”房东正在忙装修，对来访者不感兴趣。我干脆说：“我也是画家，还是记者，想和住在这里的画家朋友聊聊。”我边说边掏出某报特约记者的证件。没想到房东立刻火了：“跟你说这儿没住画家，你又说是记者，那画家就更不能见了！走吧，别瞎嚷嚷了！”我看没一点余地，只好怏怏退了出来，看门牌号正是我在京城的朋友家里见到的一位姓申的画家名片上印着的号码，那是位画得很不错的油画家，现已名声大噪，我们的作品曾在同一本画集里露过面。显然，房东和画家很铁杆，但对我们却极为不恭，尤其是在我说到了新闻字眼的刹那间。

　　临了，我们终于探访到了最后一位坚守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这个一时被中外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画家村，眼前已一片鸟兽状，不免让人心头掠过一丝凄凉的悲壮之感。